北京维权艺术家艾未未星期三深夜获取保候审，并回到他在北京的住所。艾未未强调目前不能接受传媒访问，又透露当局禁止他在网上等发表意见，作为换取自由的条件。
艾未未自从今年四月初在北京首都机场被带走后，香港各界持续以不同形式发出对他的呼吁及对北京当局的抗议。香港各地出现艾未未涂鸦作品，艺术家拿椅子到中联办门口静坐抗议，也发起大游行及艺术展。今年的六四烛光晚会中，艾未未的照片及头像也不断出现，释放艾未未的口号更是不绝于耳…对于这种种的关怀及支持，艾未未星期五藉本台表示对香港的感谢。他说：“我非常感动，香港是华人世界非常有良知的一个社会，我很感动，包括每一个人的每一点，这不仅仅是为我，而是为一种信念，社会应该走向更加合理，更加人性，九死一生，我也不能说太多，因为我不能接受采访，还是有必要表示敬意，表示感谢。”
心语：香港朋友很希望再看到你到香港来。
艾未未：呵呵呵…我暂时一年内是不能离开北京的。
艾未未的母亲高瑛告诉本台记者感谢各界的奔波及声援，但她认为事件还没有完结，“这都是大家努力的结果，我想大家都应该很高兴吧，我们家里人就更不要说了。这是一个阶段，一个文章才刚刚开始，还没有做完，当然我是希望我的儿子不要再被「收容」，这只是我的想法，就是不知道命运怎么安排，这决定不在我们手里。”
失踪75天的艾未未表弟兼公司司机张劲松，星期四下午也被取保候审回到家中。艾未未工作室人员刘艳萍表示，他的体重减少了19公斤，不少网友讽刺北京市公安局是减肥中心。
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五的社评表示，艾未未虽然不再被拘禁，但仍被剥夺了接受传媒采访、在网络上发言的权利，更被当局指为「认罪态度良好」。这些强加于他的恶行、恶名，有待北京当局还他自由、还他清白。
而在网上，关于艾未未的议论还在不断地涌现。其中网友@lavender_white说，艾未未的沉默更让人觉得有看不见的黑暗。虽然今晚还是不会有汶川地震死去的孩子们的名单发上来，但是觉得艾未未回家了，青山还在就是好事。
对于艾未未获有限度自由，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艾什顿（Catherine Ashton）发表声明表示欢迎，仍遗憾他遭监禁的处境。德国总理默克尔透过政府发言人表示，交保获释只是第一步，北京必须依法且透明化处理。
中国总理温家宝星期五启程，访问匈牙利、英国和德国，将与英国首相卡麦隆、德国总理默克尔等会面。有评论认为，选在温家宝即将启程访问欧洲的前二天释放艾未未，目的应是为了减少国际压力。
而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大陆是司法独立国家，艾未未遭关押只是一宗普通的经济犯罪案件，有关的发展不会影响什么。
国际特赦组织表示，艾未未获保释是重要一步，但他必须获得全部自由，不应受到非法软禁。
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表示，若无国际上的广泛支持，中国政府不可能将艾未未释放，他们特别关注关押艾未未的政治因素、警察在使他「认罪」过程中可能提出的条件以及他今后人身自由所受到的可能限制。
南韩光州双年展基金会也表示欢迎作为「2011 光州设计双年展」共同艺术总监的艾未未。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
2011年6月28日星期二
2011年6月16日星期四
《半岛新闻》：中美之间准备开打网络战
尽管谷歌Gmail账户遭到钓鱼式攻击后反响强烈，一些分析师说类似事件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而美国政府的捶胸顿足不过是想实行网络审查的暗语。图：GALLO/GETTY
当美国高官警告说对重要系统的网络攻击将视为战争行为，会引发现实世界的军事回击时，一位国防大学（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的教授推测未来的战役可能会由黑暗的地下室里猫在键盘前的家伙打响，而不是手持M-16的壮汉。
由于最近对谷歌的网络攻击显然是从中国发出的，最近几周网上的紧张状态（可能是直接冲突的前兆）从聊天室扩散开来，从Gmail帐号直到军事决策者的会议室里。一位华盛顿国防大学的信息战教授Dan Kuehl说："我们的行动范围包括：海陆空、外太空和网络空间，我们的工作依赖网络的部分在与日俱增；在电脑面前敲击的家伙是战争的新面孔之一。"Kuehl告诉半岛电台，强调他的发言并不代表美国政府或是他的精英军事大学。
"一起针对美国的网络事件或攻击的回应不一定是在虚拟空间进行回击。所有适当的选项都会被列入考虑，"五角大楼发言人Colonel Dave Lapan最近这么说。
强硬措辞和钓鱼故技
一个美国国防官员告诉华尔街邮报："如果你搞断我们的电网，也许我们会给你的一个烟囱来一发导弹，"其修辞似乎指向中国。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断然否认与谷歌上周报告美国国务院和传媒渠道的网络攻击有任何关联。
对网络攻击的强硬措辞背后的原因与基本军事战略有关联。"这就是棱模两可的价值所在，"Kuehl说，"你不希望你的对手心想'我可以接近红线但不跨过它'，你希望他们因为担心传统的实战报复而这么想，"打一开始我就不应该做这个'"。
最近对谷歌电邮服务发起的钓鱼攻击以个人电邮账户为攻击对象，这些账户属于一些美国高官和中国记者，人权活动人士以及南韩政府。
这些攻击类似于很多人收到过的诈骗邮件，如一名尼日利亚的百万富翁的寡妇要求用户打开邮件以便领取1.4万奖励，只是因为你的人品好。但一旦打开邮件，受害者的电脑就沦陷了。
提及最近针对谷歌的动作，IT-Harvest的研究分析师、《网络战生存》的作者Richard Stiennon说："这是一种相当直白的钓鱼攻击，而不是更加狡猾地采用了社交工程的手段，使邮件看似来自你认识的人。""中国人拥有网络战争的初期优势。如果你有一个庞大的信息收集部门，甚至了解官员的个人数据都是大有裨益的，"他告诉半岛新闻。如果数据是从个人账户窃取的，它可能被收入一个海量数据库，以便进行处理，交叉验证和分析。
维基解密文件指出美国外交官担心中国政府招募顶尖黑客发动网络战争计划。"中国很有可能大批吸收私营部门的天才来支持计算机进攻和防守的网络操纵能力"，一封神秘的国务院电报于2009年6月这么写道。
后台篡改
根据一份2008年的电报，自从2002年（显然来自中国的）网络入侵者就利用Window's操作系统的弱点偷盗登录证书，目的是得到数百个来自美国政府和国防承包商系统的登录方式。
这边，中国则声称它已经对可能出现的在线冲突作好了准备，"近年来，一场网络龙卷风席卷世界……给全球带来极大的冲击和震撼。这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一份由共产党控制的报纸《中国青年报》在最近发表的一份文章如是说，署名叶征和赵宝献，他们是军事科学院（一个政府背景的智囊库）的学者。（译注：引文来自2011年06月03日09 版中国青年报的文章《网络战，怎么战》）文章还说"面对还仅仅处于热身状态的网络战，各国政府和军队无不担心陷入被动，正紧锣密鼓地加快网络战的备战步伐"。
这些来自中国的攻击本身并不一定是指中国政府。互联网或IP地址显示的一台电脑的物理连接可能被劫持，允许一个国家的用户控制他国电脑发动攻击。"你怎么知道向哪儿回击呢？你不知道，"Bruce Schneier说，他是一位理工专家和数本书的作者，《经济学人》杂志称他是一位"安全专家"。"网络攻击没有国籍特征，这让报复变得困难，"他告诉半岛新闻。
但是中国政权的本质是信息被严密控制，大部分企业与共产党有关系，不同政见者被镇压，这意味着政府可能知晓发生了什么，Stiennon说。
而且，就算谷歌攻击是流氓黑客实施的，美国国防的制定者们也无能为力。情况可能会涉及到中国想要重夺台湾的行动――-中国视台湾为待收复的失地，尽管美国和联合国视其为一个主权国家。
"中国人一直在研究他们最大的军事对手，美国，判断出他们最大的弱点就是他们在远处并依赖于电脑，"来自国防大学的Kuehl说。他认为很有可能中国的战略有两重意义：在战争状态，显然要"打击敌方的军事组织"和"防止敌人入侵我方"。瞄准战斗舰的部署和后勤保障的网络攻击未来将会起决定性作用。
"从军事角度看，威胁并不在于无法获取数据，而在于篡改数据，"Kuehl说，"如果在你的屏幕上数据是错误的，空中交通控制、金融、命令部署和认识档案都被篡改，你该怎么办呢？"
误导和审查
Schneier说，关于近期的网络攻击，无论中国是否有更大目的，也无论中国政府是否卷入了最近针对谷歌的网络恶行，都无甚新意也无令人印象深刻之处，虽然国际媒体很有兴趣报道，但数百万这种攻击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对他而言，最近针对谷歌的钓鱼操纵甚至不值得写篇博客，因为这类事发生得太频繁了。
Chris Palmer，电子尖端基金会宣传团的技术总监，认为最近对网络战争的大肆宣扬是一种"为了限制网络言论自由而放的烟雾弹"。Palmer告诉半岛新闻："如果我是个阴谋论者，我会说这场（关于网络安全的）的宣传就是由国防承包商发动的，编造出一种威胁并从中获利。"
美国国务院对实施物理报复的强硬措辞不是保卫美国基础设施免于攻击的办法，他说。解决方案很简单：把敏感信息彻底从互联网上拿下来。想获得军事文件或是现实设施（如水利工厂和核设施）的网络控制的帐号，"就应该像《碟中谍》（Mission Impossible）那样，需要真人上阵"。在电影中，汤姆・克鲁斯必须潜入重兵把守的房间，才能接触得到一台存有机密信息的电脑。
举例来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早期，在私人网络的运行中，监察员可以和控制者对话，Palmer说。"现在本应私密的东西变成了虚拟的私密，走上了和互联网信息同样的道路。"当上网变得更便宜，与使用标准化的互联网相比，操作私人网络变得更加昂贵和麻烦，公司开始使用普通网络。
"不上互联网的实际成本和机会成本都更高，"他说，"设计和现实不再匹配，但是在设计的时候本应是走私密的网络。"半公开的宽带链接让重要系统面临遭受潜在攻击的风险。
在军事承包商推荐抵御网络攻击的新产品的同时，商业网络犯罪――公司也在从竞争者和对手那里试图偷窃商业机密――也许是在网络上蔓延的比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更严重的问题。
"（美国）国防部像其他人一样，在与突飞猛进的网络攻击的作斗争，"安全分析师Richard Stiennon说，"一切都无章可循。他们没有一个基本的互联网法或是司法途径作为网络回击的根据。"
在分析师们中，需要用更好的国际规范来管理网络冲突的观点比较非主流。"关键问题是网络空间并无神奇之处，"Schneier说，"真理永远都是真理，即使你加上"网络"这个词也是一样。"
有些人可能会说国际法通常不比印刷它们的纸张值钱多少。而且悲哀的是，国际秩序仍然遵循着丛林法则，也许有一个处理网上冲突的无执行力的框架也比什么也没有要好。就像Bruce Schneier说的那样，"我认为，联合国要开一次关于网络战争的会议，这事值得一做。"
2011年6月12日星期日
王天成：中国民主化道路--暴力还是非暴力
选自《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第九章
作者：王天成
关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路径，晚清曾发生“革命”还是“改良”的激烈交锋。结果是，革命派占了上峰。1989年之后，这一争论以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的出版为标志，被重新激活。这次，总体上则是改良派取得了胜利。然而，细察一下会发现，这一争论具有很强的误导性。如果“革命”只是指传统的暴力革命，争论其实已经过时了，不过是在争执一个基本上属于虚拟而非真实的问题。这样说不是因为人民没有拿起武器推翻暴政的权利，那样的权利无疑是存在的。可是，生活在热兵器的时代，已经没有合适的武器进行暴力革命。
“在1985年波兰军管期间，米奇尼克在他的《狱中书简》里，回答了经常是西方记者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团结工会从一开始就声明放弃暴力？米奇尼克说他担心暴力革命可能扭曲民主运动的性质。再有，米奇尼克讲的很干脆：‘我们没有枪’。”（注1）没有枪，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暴力革命曾有过其时代，但那样的时代已然逝去。
但是，“革命—改良”之争之所以具有严重的误导性，不仅仅因为暴力革命在当今的时代已不现实，还在于它将人的思维导向、局限于两个极端——要么“革命”、要么“改良”，似乎只有这两种可能。
大家知道，在这场争论中，“改良优于革命”成为许多人的共识，可是“改良”如何才可能发生，亦即民主转型的动力机制在哪里呢？尽管不是所有的改良派都天真到以为改良会自动发生，但由于“革命-改良”论争的极端性，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被过滤掉了。结果是，不断有人呼吁、劝导政府改革，更多的人在等待、盼望政府改革，似乎这样下去，民主转型终究会发生。然而，民主转型是不能靠呼吁和等待而得来的。经验表明，如果没有足够的人采取实际抗争行动，一个臭名昭著的独裁政权也是可以长期存在下去的，被盼望的改革也许永远不会发生。
美国政治学家基恩?夏普（Jene Sharp）毕生致力于非暴力抗争研究，他在其最新著作《自我解放》中写道：“许多善良的人假定，如果他们足够强烈地谴责压迫，而且反对的时间足够长，所期待的变革就会以某种方式发生。这个假设是错误的。”（注2）
所以，本文在此着重讨论为什么不能将未来寄托在当权者的自我醒悟上，而必须通过非暴力抗争来争取自由、民主。不过，此一讨论仍然需要先回到暴力革命问题上。因为在“革命—改良”之争中，改良派取得了胜利，但是在相信政府不会自动改革的人中，仍然有人主张必须诉诸暴力革命（注3）。暴力革命思想的根源并不难找到。大家知道，共产党是依靠暴力革命起家的，它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影响了很多人。其政权之残暴、专横，长期以来对于异议人士、异议运动的严厉镇压，也在不断打击一些人对于非暴力抗争的信心。人们有一种普遍的无力感，有些人自然会想到只有暴力革命才有足够的力量打垮专制。
然而，应该清楚，暴力革命已不再是在当今时代的选择，它既不现实也不恰当。首先，前面说过，在这个热兵器时代，政府垄断了武器。所以，那些主张暴力行动的人，通常只是年复一年地谈论暴力的必要，散布对非暴力的不信任，却并没有条件发动暴力革命。其次，即使能找到某些武器、人员发起行动，也将很难避免是以己之短攻彼之长，面对的是对手绝对的优势。“独裁者几乎总是在军事硬件、弹药供应、交通运输和军队数量上居于优势。除了勇气外，民主派并非（几乎总不是）对手。”结果是，被残酷、野蛮地镇压下去（注4）。其三，正如许多论者早就说过的，即使暴力抗争取得成功，产生的也很可能是新独裁政权，以专制取代专制。这是因为军事行动会将资源集中起来，形成新的专断权力体系，造就可以实施专断统治的军事强人。回顾历史，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拿破仑，以及我国的袁世凯、蒋介石，都是这样的人物。
与暴力革命不同，非暴力抗争依靠的是民众自身的力量和资源。这决不是说可以轻易开展起有效的非暴力抗争，但是非常明显，力量、资源就潜在于每个人自身和周边。如果想采取非暴力行动，只要有决心和勇气，就不会找不到机会和相应方式。暴力行动为迅速、残酷的镇压提供了充分理由，但是非暴力行动却会使镇压陷入道德上的困境。军人、警察面对和平抗议人群，没有遭受伤害、死亡的风险，他们在是否要执行命令予以坚决镇压的时候，也相对更难以下决心（注5）。尽管非暴力行为也经常遭到镇压、惩罚，有时并且会受到严厉的镇压、惩罚，但是相对而言，参与者所承受的制裁、苦难风险，要比在暴力行动中小。由于这个原因，普通人相对而言更容易克服内心的恐惧加入进来。而一旦克服了内心的恐惧，将会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随着抗议人数的增加、抗议规模的扩大，镇压、统治机器将会失灵，统治集团将会被撕裂。那个时候，转型的时机就会来临,并且，在非暴力行动中，民众、社会的力量得到了积累、发展，这便为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巩固奠定了社会基础。
为了进一步说明非暴力抗争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在此要特别介绍基恩?夏普（Jene Sharp）关于政治权力的思想。他的著作对于一些国家人民争取自由的运动起过重要作用。在《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原理》中，夏普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政治权力并非内在于统治者，而是来源于社会。例如，被认为有权力发号施令，服从、合作或提供协助者所占的人口比例，为统治者提供服务的人的知识、技能，统治者所掌控的财产、经济资源、通讯工具等（注6）。而所有这些权力来源都依赖于人们的服从，它们正是独裁者的阿基里斯之踵（Achilles’Heel）：如果人们撤回对独裁者的服从、支持，就切断了其权力来源，专制政体就会陷入瓦解。
专制政权往往看起来非常强大、无懈可击，而反对派却显得极其弱小、没有效率和力量。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专制政权也是有弱点的。反对派应该发现、分析专制政权的种种弱点，集中攻击其弱点，以削弱对方、增强自身（注7）。为此，需要制定包括大战略（grand strategy）、战略（strategy）、战术（tactics）和方法（methods）在内的计划（注8）。非暴力抗争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夏普在《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原理》中就从过去的案例中总结出了198种方法，它们被归为“非暴力抗议和说服”、“非暴力不合作”、“非暴力干涉”三大类（注 9）。非暴力行动也会有伤亡，但要比暴力行动小得多。
夏普认为，非暴力抗争会以四种机制引发变革。其一是“转变”（conversion）,对方阵营一些人被镇压带给非暴力抗争者的苦难所感动，或者被非暴力抗争者所说服，因而接受抗争者的目标，但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非常小；其二是“容纳” （accommodation）,如果所涉事项不是根本性的，抗争者的要求在统治者看来并不具有威胁性，而且抗争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统治者可能会与抗争者达成一项协议平息事态，例如，许多罢工就是这样处理的；其三，“非暴力强迫”（non-violent coercion），统治者事实上失去了控制局势的能力，被迫接受抗争者的要求；其四，“瓦解”（disintegration）,统治者失去了任何控制能力，连投降的力量都不够，政权崩溃。（注10）
在过去数十年中，除却像葡萄牙那样的极少数例外，其他多数转型都由非暴力抗争所驱动或争取而来，这充分证明了非暴力抗争的力量。经常有人说，非暴力不合作并不适合于中国，因为统治者极其残暴。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正如基恩?夏普所说，非暴力抗争适合于所有的专制政体；所有的专制政体都是有弱点的（注11）。如果说非暴力抗争不适合于特别残暴的专制政体，暴力抗争就更加不现实了。
在任何专制政体下，非暴力抗争都是困难的和有风险的，在有些专制政体下则更困难、风险更高一些。终结专制是人类面临的最复杂、艰巨的任务之一。在控制特别严格、抗争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不仅不应丧失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相反，应更加坚信必须诉诸非暴力抗争，研究其战略、战术、方法，拿出创造力和想象力。
事实证明，中国人是不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例如，针对政府对于游行示威的严密封杀，近些年来，维权人士发明了“散步”、“围观”的街头运动新方式。这符合非暴力抗争中的“迂回战术”（indirect approach）原理，亦即以当权者不便于采取严厉措施的议题、方式，撕开裂口（注12）。
就当今中国的情况而言，问题不在于是否应当坚持非暴力抗争，而在于如何使非暴力抗争更加有效。这就需要研习非暴力抗争的原理、战略、战术、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非暴力抗争的计划，走向“战略性非暴力抗争”（strategic nonviolent action）。相较于暴力行动，有效的非暴力行动是温和的，但决不是软弱的，它是一种强有力的“柔道”。
过去20年来，尽管一直有反对派在抗争，但由于不少人将希望寄托在依靠政府渐进改革上，还有不少人对非暴力抗争信心不足，因而对于非暴力抗争的战略、战术、方法研究探讨非常不够，这反过来又影响了不少人对于开展非暴力抗争的信心和决心。
不过，进一步讨论非暴力抗争的战略、战术、方法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建议读者仔细研读相关著作，特别是基恩?夏普的《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原理》、《从独裁到民主》、《自我解放》（注13）。我将转而对中国民主转型最可能在什么情境下发生，作一预测。为此，请读者先用下表重温一下1989年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抗议风潮。
表3 1989年《纽约时报》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运动的头条新闻
2月6日：（ 华沙）华沙开始与团结工会谈判
3月26日：（莫斯科）苏联人尝试1917年以来最自由的选举
4月2日：（哈瓦那）戈尔巴乔夫访问古巴，受到卡斯特罗拥抱
5月4日：（北京）催促中国民主，10万人突破警察封堵
5月13日：（地拉那）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表示国家将民主化但继续实行社会主义
5月13日：（北京）中国的民主英雄：戈尔巴乔夫
5月17日：（北京）100万中国人游行，加大压力要求变革
6月4日：（北京）军队进攻、镇压北京抗议者；数千人还击，许多人丧生
6月8日：（华沙）华沙接受团结工会的压倒性胜利和党的颜面扫地失利
6月11日：（北京）民主运动：结束了——暂时地
6月16日：（布达佩斯）领导1956年反叛的匈牙利人被当作英雄安葬了
10月15日：（西柏林）东德的运动被后继者超越
11月4日：（东柏林）50万人东柏林集会要求变革；移民被许可前往西柏林
11月20日：（布拉格）20万人布拉格游行，变革呼声高涨
25月25日：（布拉格）布拉格共产党领导人辞职；新党魁，48岁，一匹黑马；35万人集会欢呼杜布切克
11月26日：（布达佩斯）匈牙利举行42年中首次自由选举，避免了一场杯葛
11月27日：（布拉格）数百万捷克斯洛伐克人继续给党施压，两小时总罢工
12月4日：（布拉格）抗议集会重现布拉格，要求新政府下台
12月24日：（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军队在首都得手，但战斗仍在继续
来源：该表格取自查尔斯?铁利（Charles Tilly）《社会运动，1768-2004》（Social Movements，1978-2004），英文版第72页。
在当代中国历史中，1989年无疑是最令人刺疼、伤悲的一年。那一年，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开启了转型的契机，但最终与转型失之交臂，而在东欧被终结的则是共产主义，民主自由取得了胜利。那么，在未来中国，是否还要重现大规模的抗议才能再次获得转型的契机呢？我认为，中国民主转型只可能在两种情形下发生：一是社会的反叛导致控制成本大幅攀升、政府难以承受控制成本，也就是政府正在失去控制、如不顺应变革的要求将会失去控制的时候，此时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温和派并取得相对的优势，开始政治上的开放；另一种情况是，在上述情形下，统治集团内没有及时分化出温和派，或者虽然分化了，但温和派并没有取得相对于强硬派的优势，结果，局势进一步变化，最终发生更大规模的抗议导致政权瘫痪、瓦解。
这里要顺便介绍一下英国一位历史学家对东欧国家转型的解读。提摩太?伽等?阿什（Timothy Garden Ash）曾长期在东欧作记者，是那个地区民主转型的现场目睹者。他认为，1989年发生在匈牙利、波兰等国家的历史性事件，是革命（revolution）与改革（reform）的混合。“有由统治的共产党内少数人领导的强烈和本质性的、‘自上至下’的变革因素，也有‘自下至上’ 的、关键性的民众压力因素”。所以，他将英文revolution(革命)和 reform(改革) 两个词合而为一，生造了一个词refolution（注15）。这个词在中文无法有对等翻译，所以，我在这里也生造一个词，将其译为“革改”。它的意思是：“革命＋改革”。我相信，中国不可能经由许多学者所想象的渐进改革建立民主，她需要一场革改。
在此，还要提到国际话语的一个新变化，就是“革命”再次在一些政治作品中流行起来。但是，流行的并不是传统意义的，也就是从美国《独立宣言》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两个多世纪中被普遍信奉的“革命”概念。传统意义的“革命”，其基本特征是以民众参与的暴力行动夺取政权来建立新制度。今天再度流行的“革命”概念，指的是通过大规模的和平抗议击败独裁统治，暴力并不是定义性特征。这一新的、当代的“革命”概念，最早或许应该追溯到1989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人，他们将自己终结共产专制的街头抗议称为“天鹅绒革命”（天鹅绒柔韧有力）。不过，使得这一新“革命”概念广泛传播的，主要是进入本世纪后为了推翻被操控扭曲的选举而发生在格鲁吉亚、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的大规模抗议（注16）。那些抗议一致被称为“颜色革命”，例如在格鲁吉亚被命名为“玫瑰革命”（2006年），在乌克兰则是“橙色革命”（2006年）。
本文第二章曾提到，精英人物的选择、策略对于民主转型的发生与成功至关重要。本节着重探讨了反对派或者说民间精英为什么要坚持非暴力抗争并使其更有效。下面将讨论舞台上的另一个关键角色统治精英的分裂。
注释：
1．胡平《非暴力抗争不适用于极权专制国家吗？》（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33期，2010年8月26日。http://is.gd/GB7BJd）。
2．Jene Sharp：Self-liberation: A Guide to Strategic Planning for Action to End a Dictatorship or Other Oppression,p.2(The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2009)。
3．在我20余年的异议生涯中，我经常听到有人说没有暴力革命不可能推翻共产党统治。2008年初到美国后，我发现，“暴力”与“非暴力”是海外流亡民运人士聚会时最经常辩论的话题之一。
4．Jene Sharp：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p.4(Albert Einstein Institute，2003)
5．Jene Sharp：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 (1973),p.753。甘地曾说：“一支曾踏过无辜男女尸体的军队，却可能无法重复这样的经历”（转引自Jene Sharp该书753页）。
6.参见Jene Sharp: 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pp.8-16。
7.参见Jene Sharp：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pp.21-25。
8.参见Jene Sharp：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pp.37-39. 他的最新著作Self-liberation则是专门讲述如何制定战略的。
9.参见Jene Sharp: 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Part Two。该书是迄今关于非暴力抗争最重要的著作，共分3卷，其中第2卷专门论述非暴力抗争的方法。
10.参见Jene Sharp：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pp.31-32；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pp.705-754。
11.参见Jene Sharp：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p.23、p.27。
12.关于迂回战术的论述，请参见 Jene Sharp: 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pp.495-496。
13.基恩?夏普（Jene Sharp）的著作是迄今关于非暴力抗争最权威、系统、富于启发性的论述，被译成30多种文字，对不少国家的民主运动产生过重要影响，值得所有追求自由的人士仔细阅读，本人在此强力推荐。他的著作有：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 (1973), Gandhi as a Political Strategist (1979), Social Power and Political Freedom (1980), Making Europe Unconquerable (1985), Civilian-Based Defense (1990),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1993, 2002, and 2003), Waging Nonviolent Struggle: Twentieth Century Practice and Twenty-First Century Potential(2005)，Self-liberation: A Guide to Strategic Planning for Action to End a Dictatorship or Other Oppression（2009)。
他的大部分著作都可以在爱因斯坦研究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e）网站上找到电子版，其中有些著作，例如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从独裁到民主》），已经被译成了中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点击这个链接下载英文和中文电子版：http://www.aeinstein.org/organizations892f.html。不懂英文的读者，可以请朋友帮忙下载中文电子版；也可以与我联系，我乐意效劳。
14.Timothy Garton Ash: We the People: The Revolution of 89,p.14.
15.同上。
16.参见Charles H. Fairbanks,Jr.: “Revolutions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8, Number 1 January 2007)。
作者：王天成
关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路径，晚清曾发生“革命”还是“改良”的激烈交锋。结果是，革命派占了上峰。1989年之后，这一争论以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的出版为标志，被重新激活。这次，总体上则是改良派取得了胜利。然而，细察一下会发现，这一争论具有很强的误导性。如果“革命”只是指传统的暴力革命，争论其实已经过时了，不过是在争执一个基本上属于虚拟而非真实的问题。这样说不是因为人民没有拿起武器推翻暴政的权利，那样的权利无疑是存在的。可是，生活在热兵器的时代，已经没有合适的武器进行暴力革命。
“在1985年波兰军管期间，米奇尼克在他的《狱中书简》里，回答了经常是西方记者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团结工会从一开始就声明放弃暴力？米奇尼克说他担心暴力革命可能扭曲民主运动的性质。再有，米奇尼克讲的很干脆：‘我们没有枪’。”（注1）没有枪，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暴力革命曾有过其时代，但那样的时代已然逝去。
但是，“革命—改良”之争之所以具有严重的误导性，不仅仅因为暴力革命在当今的时代已不现实，还在于它将人的思维导向、局限于两个极端——要么“革命”、要么“改良”，似乎只有这两种可能。
大家知道，在这场争论中，“改良优于革命”成为许多人的共识，可是“改良”如何才可能发生，亦即民主转型的动力机制在哪里呢？尽管不是所有的改良派都天真到以为改良会自动发生，但由于“革命-改良”论争的极端性，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被过滤掉了。结果是，不断有人呼吁、劝导政府改革，更多的人在等待、盼望政府改革，似乎这样下去，民主转型终究会发生。然而，民主转型是不能靠呼吁和等待而得来的。经验表明，如果没有足够的人采取实际抗争行动，一个臭名昭著的独裁政权也是可以长期存在下去的，被盼望的改革也许永远不会发生。
美国政治学家基恩?夏普（Jene Sharp）毕生致力于非暴力抗争研究，他在其最新著作《自我解放》中写道：“许多善良的人假定，如果他们足够强烈地谴责压迫，而且反对的时间足够长，所期待的变革就会以某种方式发生。这个假设是错误的。”（注2）
所以，本文在此着重讨论为什么不能将未来寄托在当权者的自我醒悟上，而必须通过非暴力抗争来争取自由、民主。不过，此一讨论仍然需要先回到暴力革命问题上。因为在“革命—改良”之争中，改良派取得了胜利，但是在相信政府不会自动改革的人中，仍然有人主张必须诉诸暴力革命（注3）。暴力革命思想的根源并不难找到。大家知道，共产党是依靠暴力革命起家的，它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影响了很多人。其政权之残暴、专横，长期以来对于异议人士、异议运动的严厉镇压，也在不断打击一些人对于非暴力抗争的信心。人们有一种普遍的无力感，有些人自然会想到只有暴力革命才有足够的力量打垮专制。
然而，应该清楚，暴力革命已不再是在当今时代的选择，它既不现实也不恰当。首先，前面说过，在这个热兵器时代，政府垄断了武器。所以，那些主张暴力行动的人，通常只是年复一年地谈论暴力的必要，散布对非暴力的不信任，却并没有条件发动暴力革命。其次，即使能找到某些武器、人员发起行动，也将很难避免是以己之短攻彼之长，面对的是对手绝对的优势。“独裁者几乎总是在军事硬件、弹药供应、交通运输和军队数量上居于优势。除了勇气外，民主派并非（几乎总不是）对手。”结果是，被残酷、野蛮地镇压下去（注4）。其三，正如许多论者早就说过的，即使暴力抗争取得成功，产生的也很可能是新独裁政权，以专制取代专制。这是因为军事行动会将资源集中起来，形成新的专断权力体系，造就可以实施专断统治的军事强人。回顾历史，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拿破仑，以及我国的袁世凯、蒋介石，都是这样的人物。
与暴力革命不同，非暴力抗争依靠的是民众自身的力量和资源。这决不是说可以轻易开展起有效的非暴力抗争，但是非常明显，力量、资源就潜在于每个人自身和周边。如果想采取非暴力行动，只要有决心和勇气，就不会找不到机会和相应方式。暴力行动为迅速、残酷的镇压提供了充分理由，但是非暴力行动却会使镇压陷入道德上的困境。军人、警察面对和平抗议人群，没有遭受伤害、死亡的风险，他们在是否要执行命令予以坚决镇压的时候，也相对更难以下决心（注5）。尽管非暴力行为也经常遭到镇压、惩罚，有时并且会受到严厉的镇压、惩罚，但是相对而言，参与者所承受的制裁、苦难风险，要比在暴力行动中小。由于这个原因，普通人相对而言更容易克服内心的恐惧加入进来。而一旦克服了内心的恐惧，将会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随着抗议人数的增加、抗议规模的扩大，镇压、统治机器将会失灵，统治集团将会被撕裂。那个时候，转型的时机就会来临,并且，在非暴力行动中，民众、社会的力量得到了积累、发展，这便为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巩固奠定了社会基础。
为了进一步说明非暴力抗争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在此要特别介绍基恩?夏普（Jene Sharp）关于政治权力的思想。他的著作对于一些国家人民争取自由的运动起过重要作用。在《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原理》中，夏普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政治权力并非内在于统治者，而是来源于社会。例如，被认为有权力发号施令，服从、合作或提供协助者所占的人口比例，为统治者提供服务的人的知识、技能，统治者所掌控的财产、经济资源、通讯工具等（注6）。而所有这些权力来源都依赖于人们的服从，它们正是独裁者的阿基里斯之踵（Achilles’Heel）：如果人们撤回对独裁者的服从、支持，就切断了其权力来源，专制政体就会陷入瓦解。
专制政权往往看起来非常强大、无懈可击，而反对派却显得极其弱小、没有效率和力量。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专制政权也是有弱点的。反对派应该发现、分析专制政权的种种弱点，集中攻击其弱点，以削弱对方、增强自身（注7）。为此，需要制定包括大战略（grand strategy）、战略（strategy）、战术（tactics）和方法（methods）在内的计划（注8）。非暴力抗争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夏普在《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原理》中就从过去的案例中总结出了198种方法，它们被归为“非暴力抗议和说服”、“非暴力不合作”、“非暴力干涉”三大类（注 9）。非暴力行动也会有伤亡，但要比暴力行动小得多。
夏普认为，非暴力抗争会以四种机制引发变革。其一是“转变”（conversion）,对方阵营一些人被镇压带给非暴力抗争者的苦难所感动，或者被非暴力抗争者所说服，因而接受抗争者的目标，但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非常小；其二是“容纳” （accommodation）,如果所涉事项不是根本性的，抗争者的要求在统治者看来并不具有威胁性，而且抗争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统治者可能会与抗争者达成一项协议平息事态，例如，许多罢工就是这样处理的；其三，“非暴力强迫”（non-violent coercion），统治者事实上失去了控制局势的能力，被迫接受抗争者的要求；其四，“瓦解”（disintegration）,统治者失去了任何控制能力，连投降的力量都不够，政权崩溃。（注10）
在过去数十年中，除却像葡萄牙那样的极少数例外，其他多数转型都由非暴力抗争所驱动或争取而来，这充分证明了非暴力抗争的力量。经常有人说，非暴力不合作并不适合于中国，因为统治者极其残暴。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正如基恩?夏普所说，非暴力抗争适合于所有的专制政体；所有的专制政体都是有弱点的（注11）。如果说非暴力抗争不适合于特别残暴的专制政体，暴力抗争就更加不现实了。
在任何专制政体下，非暴力抗争都是困难的和有风险的，在有些专制政体下则更困难、风险更高一些。终结专制是人类面临的最复杂、艰巨的任务之一。在控制特别严格、抗争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不仅不应丧失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相反，应更加坚信必须诉诸非暴力抗争，研究其战略、战术、方法，拿出创造力和想象力。
事实证明，中国人是不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例如，针对政府对于游行示威的严密封杀，近些年来，维权人士发明了“散步”、“围观”的街头运动新方式。这符合非暴力抗争中的“迂回战术”（indirect approach）原理，亦即以当权者不便于采取严厉措施的议题、方式，撕开裂口（注12）。
就当今中国的情况而言，问题不在于是否应当坚持非暴力抗争，而在于如何使非暴力抗争更加有效。这就需要研习非暴力抗争的原理、战略、战术、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非暴力抗争的计划，走向“战略性非暴力抗争”（strategic nonviolent action）。相较于暴力行动，有效的非暴力行动是温和的，但决不是软弱的，它是一种强有力的“柔道”。
过去20年来，尽管一直有反对派在抗争，但由于不少人将希望寄托在依靠政府渐进改革上，还有不少人对非暴力抗争信心不足，因而对于非暴力抗争的战略、战术、方法研究探讨非常不够，这反过来又影响了不少人对于开展非暴力抗争的信心和决心。
不过，进一步讨论非暴力抗争的战略、战术、方法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建议读者仔细研读相关著作，特别是基恩?夏普的《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原理》、《从独裁到民主》、《自我解放》（注13）。我将转而对中国民主转型最可能在什么情境下发生，作一预测。为此，请读者先用下表重温一下1989年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抗议风潮。
表3 1989年《纽约时报》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运动的头条新闻
2月6日：（ 华沙）华沙开始与团结工会谈判
3月26日：（莫斯科）苏联人尝试1917年以来最自由的选举
4月2日：（哈瓦那）戈尔巴乔夫访问古巴，受到卡斯特罗拥抱
5月4日：（北京）催促中国民主，10万人突破警察封堵
5月13日：（地拉那）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表示国家将民主化但继续实行社会主义
5月13日：（北京）中国的民主英雄：戈尔巴乔夫
5月17日：（北京）100万中国人游行，加大压力要求变革
6月4日：（北京）军队进攻、镇压北京抗议者；数千人还击，许多人丧生
6月8日：（华沙）华沙接受团结工会的压倒性胜利和党的颜面扫地失利
6月11日：（北京）民主运动：结束了——暂时地
6月16日：（布达佩斯）领导1956年反叛的匈牙利人被当作英雄安葬了
10月15日：（西柏林）东德的运动被后继者超越
11月4日：（东柏林）50万人东柏林集会要求变革；移民被许可前往西柏林
11月20日：（布拉格）20万人布拉格游行，变革呼声高涨
25月25日：（布拉格）布拉格共产党领导人辞职；新党魁，48岁，一匹黑马；35万人集会欢呼杜布切克
11月26日：（布达佩斯）匈牙利举行42年中首次自由选举，避免了一场杯葛
11月27日：（布拉格）数百万捷克斯洛伐克人继续给党施压，两小时总罢工
12月4日：（布拉格）抗议集会重现布拉格，要求新政府下台
12月24日：（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军队在首都得手，但战斗仍在继续
来源：该表格取自查尔斯?铁利（Charles Tilly）《社会运动，1768-2004》（Social Movements，1978-2004），英文版第72页。
在当代中国历史中，1989年无疑是最令人刺疼、伤悲的一年。那一年，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开启了转型的契机，但最终与转型失之交臂，而在东欧被终结的则是共产主义，民主自由取得了胜利。那么，在未来中国，是否还要重现大规模的抗议才能再次获得转型的契机呢？我认为，中国民主转型只可能在两种情形下发生：一是社会的反叛导致控制成本大幅攀升、政府难以承受控制成本，也就是政府正在失去控制、如不顺应变革的要求将会失去控制的时候，此时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温和派并取得相对的优势，开始政治上的开放；另一种情况是，在上述情形下，统治集团内没有及时分化出温和派，或者虽然分化了，但温和派并没有取得相对于强硬派的优势，结果，局势进一步变化，最终发生更大规模的抗议导致政权瘫痪、瓦解。
这里要顺便介绍一下英国一位历史学家对东欧国家转型的解读。提摩太?伽等?阿什（Timothy Garden Ash）曾长期在东欧作记者，是那个地区民主转型的现场目睹者。他认为，1989年发生在匈牙利、波兰等国家的历史性事件，是革命（revolution）与改革（reform）的混合。“有由统治的共产党内少数人领导的强烈和本质性的、‘自上至下’的变革因素，也有‘自下至上’ 的、关键性的民众压力因素”。所以，他将英文revolution(革命)和 reform(改革) 两个词合而为一，生造了一个词refolution（注15）。这个词在中文无法有对等翻译，所以，我在这里也生造一个词，将其译为“革改”。它的意思是：“革命＋改革”。我相信，中国不可能经由许多学者所想象的渐进改革建立民主，她需要一场革改。
在此，还要提到国际话语的一个新变化，就是“革命”再次在一些政治作品中流行起来。但是，流行的并不是传统意义的，也就是从美国《独立宣言》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两个多世纪中被普遍信奉的“革命”概念。传统意义的“革命”，其基本特征是以民众参与的暴力行动夺取政权来建立新制度。今天再度流行的“革命”概念，指的是通过大规模的和平抗议击败独裁统治，暴力并不是定义性特征。这一新的、当代的“革命”概念，最早或许应该追溯到1989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人，他们将自己终结共产专制的街头抗议称为“天鹅绒革命”（天鹅绒柔韧有力）。不过，使得这一新“革命”概念广泛传播的，主要是进入本世纪后为了推翻被操控扭曲的选举而发生在格鲁吉亚、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的大规模抗议（注16）。那些抗议一致被称为“颜色革命”，例如在格鲁吉亚被命名为“玫瑰革命”（2006年），在乌克兰则是“橙色革命”（2006年）。
本文第二章曾提到，精英人物的选择、策略对于民主转型的发生与成功至关重要。本节着重探讨了反对派或者说民间精英为什么要坚持非暴力抗争并使其更有效。下面将讨论舞台上的另一个关键角色统治精英的分裂。
注释：
1．胡平《非暴力抗争不适用于极权专制国家吗？》（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33期，2010年8月26日。http://is.gd/GB7BJd）。
2．Jene Sharp：Self-liberation: A Guide to Strategic Planning for Action to End a Dictatorship or Other Oppression,p.2(The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2009)。
3．在我20余年的异议生涯中，我经常听到有人说没有暴力革命不可能推翻共产党统治。2008年初到美国后，我发现，“暴力”与“非暴力”是海外流亡民运人士聚会时最经常辩论的话题之一。
4．Jene Sharp：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p.4(Albert Einstein Institute，2003)
5．Jene Sharp：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 (1973),p.753。甘地曾说：“一支曾踏过无辜男女尸体的军队，却可能无法重复这样的经历”（转引自Jene Sharp该书753页）。
6.参见Jene Sharp: 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pp.8-16。
7.参见Jene Sharp：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pp.21-25。
8.参见Jene Sharp：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pp.37-39. 他的最新著作Self-liberation则是专门讲述如何制定战略的。
9.参见Jene Sharp: 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Part Two。该书是迄今关于非暴力抗争最重要的著作，共分3卷，其中第2卷专门论述非暴力抗争的方法。
10.参见Jene Sharp：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pp.31-32；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pp.705-754。
11.参见Jene Sharp：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p.23、p.27。
12.关于迂回战术的论述，请参见 Jene Sharp: 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pp.495-496。
13.基恩?夏普（Jene Sharp）的著作是迄今关于非暴力抗争最权威、系统、富于启发性的论述，被译成30多种文字，对不少国家的民主运动产生过重要影响，值得所有追求自由的人士仔细阅读，本人在此强力推荐。他的著作有：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 (1973), Gandhi as a Political Strategist (1979), Social Power and Political Freedom (1980), Making Europe Unconquerable (1985), Civilian-Based Defense (1990),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1993, 2002, and 2003), Waging Nonviolent Struggle: Twentieth Century Practice and Twenty-First Century Potential(2005)，Self-liberation: A Guide to Strategic Planning for Action to End a Dictatorship or Other Oppression（2009)。
他的大部分著作都可以在爱因斯坦研究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e）网站上找到电子版，其中有些著作，例如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从独裁到民主》），已经被译成了中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点击这个链接下载英文和中文电子版：http://www.aeinstein.org/organizations892f.html。不懂英文的读者，可以请朋友帮忙下载中文电子版；也可以与我联系，我乐意效劳。
14.Timothy Garton Ash: We the People: The Revolution of 89,p.14.
15.同上。
16.参见Charles H. Fairbanks,Jr.: “Revolutions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8, Number 1 January 2007)。
2011年6月7日星期二
截取Skype通话，部分西方公司屈服于独裁政府(图)
微软以85亿美元收购Skype，Skype是远距通话的廉价工具，但一些独裁政府使用间谍软件掌控异议者的Skype账户，而间谍软件却是一些西方公司设计的。 (Photo by Justin Sullivan/Getty Images)
去年秋天，埃及一群年轻的异议者在Skype上讨论监督选举的计划，他们以为Skype是安全的网络平台，但其实埃及安全部使用了间谍软件掌控他们的行动。而这些间谍软件是西方公司设计出售的，也就是说西方公司向一些独裁政府出售镇压异议者的工具。
《华尔街日报》报导，众所周知，正被微软以85亿美元收购的Skype，提供了廉价的远程通讯方法，也是全球异议者之间的联络工具，他们以为Skype能逃避传统的电话窃听。
在近来中东涌现的抗议浪潮中，抗议者利用Skype召开秘密视频会议、打电话、发送即时短信并交换文件档案。在伊朗，反对者领袖和异议者利用Skype布 置战略，并组织了2月的抗议。根据维基解密泄露的美国国务院电报，Skype也是沙特阿拉伯(沙乌地阿拉伯)和越南活动人士最爱用的工具之一。
3月埃及革命成功后，一些活动人士袭击了国家安全局总部，发现了安全局拦截Skype通话的秘密。26岁的法特希（Basem Fathi）说，他在安全局发现关于他的私人生活和去海滩旅游的文件，明显地来自于被截获的电邮和电话。
能用来阻截或窃听Skype对话的软件，是由一些美国和西方公司设计和出售的。他们所使用的一种技术，是利用特殊的“间谍软件”从计算机中截取音频流，从 而能听到人们在说什么，并有效地绕过Skype的加密技术。埃及政府去年试用过FinSpy软件，由英国伽玛国际有限公司（Gamma International）制造。
Skype首席信息安全官阿舍（Adrian Asher）说，他的公司无法防止这些窃听技术。
《华尔街日报》询问了安全技术公司赛门铁克（Symantec），请其分析一份关于“远程访问工具”(remote access tool)的文件，这一工具能使外界远程截取音频并获取电脑键盘打字内容。
赛门铁克说，这一文件来自于一个以利比亚起义日期命名的网站，但该文件的来源并不清楚。“实际的攻击者可能在世界任何角落。”赛门铁克的霍根（Kevin Hogan）说。
中国Skype用户受到审查，2004年Skype公司为进入中国市场，同意编排一个特殊版本的软件，来过滤用户的文本对话并屏蔽政治敏感词。Skype通过与香港公司TOM Group下属的TOM Online合作在中国运营。Skype说TOM提供了过滤技术。
最近在上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的文件中，Skype说TOM Online的过滤技术“允许信息被过滤，并根据内容与相关数据储存。”Skype辩称说，他们理解自己的合作伙伴“有义务向政府提供这种过滤和储存。”
在一些国家，包括阿曼、埃及、伊朗和阿联酋，Skype被屏蔽或部份屏蔽，尽管这些举动通常并没有效果。一些西方公司，包括波音公司（Boeing Co.）下属的Narus Inc.和加州的Bitek国际公司，以及德国公司Ipoque GmbH，均向这些国家出售能侦查Skype并能屏蔽Skype的尖端产品。
近几年来，少量欧洲小型公司，包括英国的伽马公司和德国的DigiTask GmbH，还有意大利的HackingTeam SRL和瑞士的ERA IT Solutions AG，已开发了在Skype上进行窃听的工具。HackingTeam 和Gamma已向欧洲以外的政府出售他们的软件，包括中东。
多数窃听工具是通过在个人电脑上安装的间谍软件，这些间谍软件通过被感染的电邮附件散发，或伪装成假的软件更新来欺骗人们进行安装。这些软件不能解码Skype的加密技术，但能捕捉音频流和敲打键盘的关键字。
位于米兰的HackingTeam公司出售一个名为“Remote Control System”的软件，能在电脑、智能手机和黑莓上运作。公司总裁文辛泽蒂（David Vincenzetti）说：“使用我们的技术，Skype不再是个问题。”他说这一软件能绕过Skype的加密并直接从电脑内存中直接“读出”音频流。
他说，公司只向警察和安全部出售技术，已有约20多家客户，包括中东、北非和远东的客户。他拒绝透露客户名单，但他说名单中不包括埃及、利比亚和突尼斯。
埃及内政部一份日期为2011年1月1日的“高度机密”备忘录中，形容了安全部如何在近日进行了5个月的“高级别黑客安全系统”试行，这一系统由 HackingTeam的竞争对手伽马公司生产。备忘录中说，结果包括了“成功截获Skype的个人账户”及“记录了网上聊天的声音和视频。”该系统的能 力还包括入侵Hotmail、Gmail和雅虎帐户，有针对性地追踪电脑并拷贝其所有内容。
备忘录也指出这套系统售价为38万8,604欧元（55万9,279美元），包括由伽马公司在埃及的零售商Modern Communication Systems训练4名官员如何使用。
伽马公司在其网站中说，他们向政府出售品牌为FinFisher 的“远程监控及感染对策 ”系统。2月在杜拜举行的窃听贸易展中，公司介绍了“监控电脑和行动手机上的加密数据”及“由政府机构应用的黑客技术。”但伽马公司官方拒绝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
王军涛：中国民运之路：八九民运-维权运动-零八宪章-茉莉花革命
纪念“六四”，最好讨论当下的茉莉花革命，因为茉莉花革命的意义直指如何理解“六四”的教训以及中国未来民主化的路径图。中国的茉莉花革命不仅让当局感到头疼并痛下杀手加以镇压，而且在民间运动内部也引发激烈的争辩：一些人指责运动犯了 策略错误，导致民间运动好不容易积累10多年的团队和空间遭致摧毁性打击；另一些人批评运动的推动者躲在安全的地方，但是煽动别人上街、坐牢、被酷刑虐 待。这些批评意见从建立政治参与者的素质角度看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些道理还不是评判一场革命参与者素质的最重要的原则。笔者认为，在讨论茉莉花革命中最有 价值的批评意见是反对将街头革命作为推动中国政治进步的方式。
1979年民主墙被镇压以前，街头抗争曾经是政治抗议的重要的活动形式，许多人将毛泽东发动文革作为起源。其实，中 国古代就有太学生请愿。导致戊戌变法的维新运动中不仅有公车上书，还有办报、办学堂、成立强学会、集会等活动。清末立宪中的速开国会请愿、民国时期的重大 政治风潮，包括五四运动等，都有激烈的街头抗争。共产党掌控政权后，街头运动才大大减少，变为有组织的“拥护”或“声讨”示威。但1976年的“四五运 动”、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和1989年的民主运动仍然是街头运动形式为主要特征。在1989年“六四”镇压以前，中国精英关于街头抗争在推动政治进步 中的作用是正面的。
对街头抗争形式的负面评价开端于70年代中期以来邓小平等对文革的抨击。他们将那种不服从甚至推翻党政领导机关的 “四大”活动形式（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街头运动，视为政治动乱，并将之与文革造成的各种灾难相联系。中国民间精英对此态度相对比较复杂。在 80年代，民间一方面确实对学潮持谨慎态度，因为学潮常常给保守派在党内高层政争中借口。另一方面，在1989年民主运动大波中，各界精英又对学潮和运动 主流持肯定态度。
“六四”镇压刚发生，民间主流同仇敌忾，谴责邓小平，力主中国公民有宪法保障的游行示威结社出版自由权利。然而，当邓小平南巡讲话重新启动经济改革并打开 对政治改革前景的新的想象空间后，民间舆论开始变化。在反思八九民运的教训时，民间主流转而认为，这场运动的主要教训是学生太激进，不该上街，更不该占领 广场不撤退。街头抗争，被指责为不理性、不和平的激进主义。这种激进的政治行动，轻则难以控制、破坏秩序、给野心家和流氓机会，重则引发代价昂贵、摧毁文 明的革命。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到21世纪最初5年，中国民间精英是告别革命和街头运动的政治保守主义占据主流。尽管民间精英认为，推动政治进步的主要动 力已经转到民间，但他们认为进步应该是理性和平、有序可控的渐进演变。
在这种政治保守主义的反思中成长的活动家，不仅明确地与革命划清界限，而且本能地避开街头抗争活动。他们将推动政治 进步的战场限定为法庭、媒体、室内会场、网络，他们推动进步的主要方式是打官司、媒体造势、研讨会、写文章、院外游说、联名上书和声明、办网站。在活动策 略方面，他们小心地避开政治敏感的话题，专心于保持专业活动。他们先称此为学术规范，后加上保持专业独立的说法。他们把自己的活动与政治进步挂钩，但又称 之为政治脱敏。21世纪他们自称并被人民冠之的名称是维权运动。
维权运动是与所谓“胡温新政”同时兴起的，是民间对胡温新政的正面回应。胡温新政的理念，就是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 观，指导建立和谐社会。然而，现实发展很快就证明，那种不进行全面的政治改革而通过专业领域的建设性活动而推动渐进的政治进步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和谐社 会，最后还是暴力维稳，越维越不稳的怪圈。民间精英也发现，躲开政治改革的专业活动，不仅不能解决任何领域的问题，而且连专业人士的职业规范、人格尊严、 甚至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
后八九成长起的维权活动人士终于意识到，仅仅有负责敬业的专业活动还不够，中国需要一个完整全面的宪政民主体制，才 能解决问题。这是《零八宪章》的背景共识。《零八宪章》的主要意义在于，标志着中国各界民间精英意识到宪政民主作为中国政治持续稳定进步和改善的必要条件 并勾画出这样的制度架构的轮廓。
《零八宪章》提出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但没有指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这是政治明智。因为当时还没有条 件对实现途径和方式形成共识，为最大限度地联合具有共识的人们，不做具体规定是应该的。此外，政治进步的过程是多元力量通过多样化途径促成的，不应该人为 设限拒绝什么方式。
尽管我们可以为《零八宪章》不预设实现途径而辩解，但我们必须讨论实现途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即使对《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人，也是需要澄清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是中国民主运动在六四之后走上歧途的主要问题。
《零八宪章》要建立宪政民主政体；这意味着中国需要政体转型：由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变。从人类政治史看，这样的 转型即使不是暴力革命，也是要由大规模街头抗争为主体的政治风潮推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样的转型多数是暴力革命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及其后的颜色革 命是和平的，但也伴随着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甚至最高领导发动的转型，例如台湾李登辉总统和西班牙卡洛斯王子启动的转型，也要依靠街头民众的政治支持去平 衡占据权位和垄断制度化资源的保守派，营造改革的压力和气氛。
宪政学者王天成说，中国民间精英的渐进改革其实是个玫瑰梦。意思是，这是政治史上从没有过的。中国精英对于英国的宪 政道路有许多误解。其实，英国数百年的宪政过程不是一个理性规划、循序渐进的有序变革，而是充满了暴力冲突博弈的进程。英国式的妥协是剑与剑之间的妥协， 不是舌头和剑之间的妥协。尽管西方强调理性和善意对宪政民主政体的正面功效，但从不认为这是统治者自然拥有的美德；宪政与民主毋宁说是不相信统治者有这样 的理性和善意才对统治者施加的程序和制度加以限制。那种想靠启蒙统治者良知而不是政治较量而获得宪政转型机会的想法，在西方政治思想中被认为是天真的。的 确，在出现和平转型的国家中，都有统治者阵营分化出的改革派成为转型中的领军人物或旗帜，但这种分化一般是在大规模政治风潮的政治压力下出现的。
因此，尽管实现《零八宪章》的政治诉求要有多样多元的力量、思潮、方式和领域的活动，但主要的政治推动力如果不是暴 力革命，也是街头抗争为主体的政治风潮。这正是后八九中国民间精英政治改革观念的最大误区：放弃、拒绝和抨击街头抗争活动，也是中国民运在后八九背离人类 政治进步中的常识、良知、智慧，走上歧途的起点。
导致后八九中国民间精英走上歧途的思想和知识误区不仅有宪政史和转型案例方面的，还有政治学方面的。后八九民间精英 讨论暴力、革命与运动时，基本不了解政治学关于这方面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分析，所用的概念还是民粹主义、暴民政治等陈旧笼统的政治分析概念。人类政治学引入 科学后，早就对这些政治事件和现象进行精细的研究和分类，探讨其起源、条件、过程、博弈及各种后果和多样化前景。
茉莉花革命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中国反对运动重新提出革命的概念，发动一场以街头抗争为主体的和平革命。这标志着中国 反对运动走出歧途，回归人类政治进步的常识、良知和智慧。这场革命在当下形势中的困顿和挫折，并不表明是这场革命的终结；就其提出街头抗争的和平革命而 言，倒更像是中国政治转型的新开端。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1979年民主墙被镇压以前，街头抗争曾经是政治抗议的重要的活动形式，许多人将毛泽东发动文革作为起源。其实，中 国古代就有太学生请愿。导致戊戌变法的维新运动中不仅有公车上书，还有办报、办学堂、成立强学会、集会等活动。清末立宪中的速开国会请愿、民国时期的重大 政治风潮，包括五四运动等，都有激烈的街头抗争。共产党掌控政权后，街头运动才大大减少，变为有组织的“拥护”或“声讨”示威。但1976年的“四五运 动”、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和1989年的民主运动仍然是街头运动形式为主要特征。在1989年“六四”镇压以前，中国精英关于街头抗争在推动政治进步 中的作用是正面的。
对街头抗争形式的负面评价开端于70年代中期以来邓小平等对文革的抨击。他们将那种不服从甚至推翻党政领导机关的 “四大”活动形式（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街头运动，视为政治动乱，并将之与文革造成的各种灾难相联系。中国民间精英对此态度相对比较复杂。在 80年代，民间一方面确实对学潮持谨慎态度，因为学潮常常给保守派在党内高层政争中借口。另一方面，在1989年民主运动大波中，各界精英又对学潮和运动 主流持肯定态度。
“六四”镇压刚发生，民间主流同仇敌忾，谴责邓小平，力主中国公民有宪法保障的游行示威结社出版自由权利。然而，当邓小平南巡讲话重新启动经济改革并打开 对政治改革前景的新的想象空间后，民间舆论开始变化。在反思八九民运的教训时，民间主流转而认为，这场运动的主要教训是学生太激进，不该上街，更不该占领 广场不撤退。街头抗争，被指责为不理性、不和平的激进主义。这种激进的政治行动，轻则难以控制、破坏秩序、给野心家和流氓机会，重则引发代价昂贵、摧毁文 明的革命。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到21世纪最初5年，中国民间精英是告别革命和街头运动的政治保守主义占据主流。尽管民间精英认为，推动政治进步的主要动 力已经转到民间，但他们认为进步应该是理性和平、有序可控的渐进演变。
在这种政治保守主义的反思中成长的活动家，不仅明确地与革命划清界限，而且本能地避开街头抗争活动。他们将推动政治 进步的战场限定为法庭、媒体、室内会场、网络，他们推动进步的主要方式是打官司、媒体造势、研讨会、写文章、院外游说、联名上书和声明、办网站。在活动策 略方面，他们小心地避开政治敏感的话题，专心于保持专业活动。他们先称此为学术规范，后加上保持专业独立的说法。他们把自己的活动与政治进步挂钩，但又称 之为政治脱敏。21世纪他们自称并被人民冠之的名称是维权运动。
维权运动是与所谓“胡温新政”同时兴起的，是民间对胡温新政的正面回应。胡温新政的理念，就是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 观，指导建立和谐社会。然而，现实发展很快就证明，那种不进行全面的政治改革而通过专业领域的建设性活动而推动渐进的政治进步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和谐社 会，最后还是暴力维稳，越维越不稳的怪圈。民间精英也发现，躲开政治改革的专业活动，不仅不能解决任何领域的问题，而且连专业人士的职业规范、人格尊严、 甚至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
后八九成长起的维权活动人士终于意识到，仅仅有负责敬业的专业活动还不够，中国需要一个完整全面的宪政民主体制，才 能解决问题。这是《零八宪章》的背景共识。《零八宪章》的主要意义在于，标志着中国各界民间精英意识到宪政民主作为中国政治持续稳定进步和改善的必要条件 并勾画出这样的制度架构的轮廓。
《零八宪章》提出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但没有指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这是政治明智。因为当时还没有条 件对实现途径和方式形成共识，为最大限度地联合具有共识的人们，不做具体规定是应该的。此外，政治进步的过程是多元力量通过多样化途径促成的，不应该人为 设限拒绝什么方式。
尽管我们可以为《零八宪章》不预设实现途径而辩解，但我们必须讨论实现途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即使对《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人，也是需要澄清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是中国民主运动在六四之后走上歧途的主要问题。
《零八宪章》要建立宪政民主政体；这意味着中国需要政体转型：由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变。从人类政治史看，这样的 转型即使不是暴力革命，也是要由大规模街头抗争为主体的政治风潮推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样的转型多数是暴力革命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及其后的颜色革 命是和平的，但也伴随着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甚至最高领导发动的转型，例如台湾李登辉总统和西班牙卡洛斯王子启动的转型，也要依靠街头民众的政治支持去平 衡占据权位和垄断制度化资源的保守派，营造改革的压力和气氛。
宪政学者王天成说，中国民间精英的渐进改革其实是个玫瑰梦。意思是，这是政治史上从没有过的。中国精英对于英国的宪 政道路有许多误解。其实，英国数百年的宪政过程不是一个理性规划、循序渐进的有序变革，而是充满了暴力冲突博弈的进程。英国式的妥协是剑与剑之间的妥协， 不是舌头和剑之间的妥协。尽管西方强调理性和善意对宪政民主政体的正面功效，但从不认为这是统治者自然拥有的美德；宪政与民主毋宁说是不相信统治者有这样 的理性和善意才对统治者施加的程序和制度加以限制。那种想靠启蒙统治者良知而不是政治较量而获得宪政转型机会的想法，在西方政治思想中被认为是天真的。的 确，在出现和平转型的国家中，都有统治者阵营分化出的改革派成为转型中的领军人物或旗帜，但这种分化一般是在大规模政治风潮的政治压力下出现的。
因此，尽管实现《零八宪章》的政治诉求要有多样多元的力量、思潮、方式和领域的活动，但主要的政治推动力如果不是暴 力革命，也是街头抗争为主体的政治风潮。这正是后八九中国民间精英政治改革观念的最大误区：放弃、拒绝和抨击街头抗争活动，也是中国民运在后八九背离人类 政治进步中的常识、良知、智慧，走上歧途的起点。
导致后八九中国民间精英走上歧途的思想和知识误区不仅有宪政史和转型案例方面的，还有政治学方面的。后八九民间精英 讨论暴力、革命与运动时，基本不了解政治学关于这方面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分析，所用的概念还是民粹主义、暴民政治等陈旧笼统的政治分析概念。人类政治学引入 科学后，早就对这些政治事件和现象进行精细的研究和分类，探讨其起源、条件、过程、博弈及各种后果和多样化前景。
茉莉花革命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中国反对运动重新提出革命的概念，发动一场以街头抗争为主体的和平革命。这标志着中国 反对运动走出歧途，回归人类政治进步的常识、良知和智慧。这场革命在当下形势中的困顿和挫折，并不表明是这场革命的终结；就其提出街头抗争的和平革命而 言，倒更像是中国政治转型的新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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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正在进行中的网络战
伍凡：各位听众好，现在是《伍凡评论》第240期，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中美两国正在进行中的网络战(Cyber War)”。
自从本‧拉登被击毙之后，美国在10年前所发动的反恐战争正走向尾声，将要结束了，可是紧接着一场新的战争又开始了，那就是网络战。美国受到了网络攻击，所以美国正在发动网络战进行回击。由于本‧拉登被击毙之后，美国的整个全球战略进行调整，它把10年前所发动的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会在今后很短的一段时间内结束，把它的兵力布署到东北亚、东南亚，来应对中共势力的扩张。
而这个势态应该是在10年前，由小布什总统去完成的，可是因为本‧拉登发动了恐怖战争，把美国拖住了整整10年。本‧拉登被击毙之后，整个势态又恢复到10年之前，也就是“苏、东、波”（革命风潮）之后，苏联解体了，苏共瓦解了，俄国走上了民主道路，整个东欧由共产主义集团走上了民主国家。所以北约的很大一部分军力在10年前就已经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不料恐怖战争把这个过程耽误了，现在又恢复到10年前的势态。但是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现在正面临着中共军事力量的兴起，而这兴起中间有一个重大的特点，就是中共要发动超限战。
超限战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发动网络战，中共在过去10年之内，对美国一直不断试探性的、攻击性的，发动网络攻击。他们的骇客曾经进入到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防部、奥巴马竞选团队的办公室、美国国会议员的办公室，进入到美国国防工业生产F-35的Northrop公司的电脑系统。种种这一些美国的重要机构、重要生产部门，一直受到中共网络战的攻击，所以在本‧拉登被击毙之后，美国的反恐战争走上尾声之后，这个势态转过来要应对中共网络战的攻击。
为什么中共一直用网络战来攻击美国呢？因为网络战的成本要比去建设一个航母，建设庞大的战斗机“歼-10”这些新型的战斗机费用要少，并且它可以建立庞大的信息部队，既可以对外攻击，又可以对内控制自己的老百姓，所以它用这种方式来作为它的一个战争方式。
那么美国面临着这样的攻击，美国就不得不要应对中共的攻击，如果美国不能够积极防卫自己的网络系统，那么一旦美国的华尔街金融系统的电脑系统、美国核电站的电脑系统、美国的所有的通讯系统的电脑系统，受到中共网络部队的攻击破坏之后，那美国就瘫痪掉。美国所受到的攻击要大大的超过于10年前本‧拉登发动的对纽约的2个贸易大厦，和对美国国防部的攻击，造成的危害要大上千百倍。
所以美国在这个时候，已经有能力抽出力量和精力来应对中共的网络攻击，而中共用超限战，用网络攻击，一直要想削弱美国，让美国走下坡路，这是它发动网络攻击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目标，可是它要达到这个战略目标可不是那么容易。
现在我们看看，中共最近对美国又做了什么事？就在6月2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发表声明，因为6月1日谷歌发表了声明，说谷歌在中国大陆的Gmail系统受到了中国骇客的侵入，盗取了美国一些官员的密码、信息，也包括了中国的维权人士、抗议人士的密码和信息等等。所以这件事情又是中共在对美国进行进攻，所以美国希拉里国务卿非常郑重的表明，这件事情非常严重，美国正在启动FBI联邦调查局来进行调查。这件事情不是一个简单的骇客的攻击，已经上升到美国国务卿的外交决策官员的一个关注。
那么就在5月31日，美国国防部也发表了一个声明，一旦外国对美国的网络攻击造成美国的危害，那就是战争行动，美国要采取传统的战争方式来回应这个网络攻击。这些势态的发展是在5月16日美国白宫、国务院、商务部、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和国防部，这6个美国最重要的政府机构联合发表了《网络空间国际策略》之后，所采取的行动，所以美国政府的反应层次越来越高，到了国务院、国防部。
那我们看美国现在正面临10年前反恐怖主义战争的一个局势，但是战争的型态改变了；战争型态改变了，可是战争的规模是无比的扩大了，因为这场网络战的战争涉及到全美国社会各个层面。因为人类社会到现在为止，自从发明了网络之后，运用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的神经系统，你缺了网络，这个社会就一天都不能活。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保护网络的安全，保护网络资讯的畅通，这是最高的国家利益，是最重要的社会安全。那么在这种状况下，美国从5月16日发表了《网络空间国际策略》之后，国防部也动了，国防部宣布：谁发动网络攻击，就是发动战争。
这才不过半个月的时间，美国对中共发出了严重的警告，为什么要这么样的严重警告？我们看一个事实。今年5月份，英国有一个媒体叫作《天空新闻》，它到中国去实地采访，它在中国境内发现有一个庞大的网络骇客部队，在对西方国家的政府和企业进行网络攻击，全球性的，有目的性的发动网络攻击行动，大多数都是来自于中共当局。据估计，每个月发出来自中共的攻击有16亿起，也就几乎是相当于每一个中国人发出一个网络攻击，1个月之内。
那么现在美国国防部每天所受的攻击是几百万次，5年之前2006年，当时美国国防部每天受到的网络攻击才几百起。增加了1万倍。可见中共现在正在走上本‧拉登发动恐怖攻击美国的这条路，但是战争的形势不同，所以美国打赢了反恐怖战争之后，现在又面临了一场，应对来自于中共的网络战争。这场网络战争还要持续一段时期，并且要进行全面的动员，所以才有白宫为首的6个高级部门发出的《网络空间国际策略》这个文件出来。
那我们看，一旦美国出现来自于中共的攻击的时候，就好像这一次谷歌6月1日发表声明，来自于中国的攻击是在济南市的一个军事学校，已经几乎确定了，相当于在1年半以前攻击谷歌同样一个攻击的地点。那么现在怎么确定和如何来进行还击，美国国会和美国国防部正在制订政策和规范来应对这场新形式的战争与措施。
那我下面想讲一下，这场战争现在总的宏观来看，双方的势态如何。10年前本‧拉登用飞机来攻击美国，这是攻势，美国是毫无防备的一个守势；现在10年之后网络战争开始，这场战争双方的势态如何呢？我们看，美国非常明显的占了一个战略制高点。它5月16日发表了《网络空间国际策略》，这是一个战略性的文件；紧接着，美国国防部也发表战术性的公告，谁发动网络攻击，那就是战争，我要用传统武器回击。这个势态非常高，站在主动，而不是10年前当被本．拉登攻击时是挨打，现在要主动出击了。
那么看美国这个势态那么高，它有什么样的依据？有什么样的优势呢？首先，整个网络系统是美国人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时候创造发明的，由军队内部先使用，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再释放出来给民间使用，才有internet出来。到现在民间正式应用internet也才不过二十多年，可是已经传遍了全世界，无论是在硬体也好，软体也好，通通是由美国发明的，美国掌握了它最主要的根伺服器，在全球有13个，美国掌握了9个，最主要的这些信息的流通大部分都要经过美国的根伺服器，这一点是美国最大的优势。
并且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开发能力和防备的能力，在网络空间他的科技能力是遥遥领先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全世界所使用最广泛的那些网络平台，谷歌(google)、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雅虎(yahoo)和skype网络电话，都是由美国人发明的，或者是由美国现在掌握着的，占全球网民最多的，现在第一位的是中国，占近5亿人口，他们都在使用这些平台。可是这些平台一旦使用的时候，这个平台有这个功能，它可以大量的搜集资料，搜集各种各样的信息资料，而这些信息资料对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是非常有用的，也非常有效的，这些是美国科技创造能力方面所特有的。
第三，美国也在去年正式成立了网军司令部，就是网络战司令部，应对全世界对美国的进攻围攻，美国正式把这个亮相打出来，而今年就开始要发动保卫美国的网络，发动信息战、网络战。
那么看看中共什么势态？中共在过去的10年来它也在积极的投资，大量发展它的网络和它的网络部队。至少我所知道的资料，中共成立“网军”（net-force）已经超过了10年，并且这是它的主要部队，中共军队内部的一个编制部队“网军”。第二，它又成立了以地方民兵为骨干的网民部队，它的号召是打全民战争，人手一个电脑来围攻美国。
所以为什么英国的新闻媒体报导出来说，在中国每个月发出的网络攻击又16亿 次，它就是靠这些网民部队。第三，中共还有骇客部队，骇客部队是在哪里呢？就是各个大学、研究所、企业单位那些专业工程硬体和软体的专家，他们并且招聘民间的一些电脑奇才、怪才成立骇客部队，来对美国和西方国家进行盗窃情报、设置木马、设置软件，并且进行破坏。
中共的网络部队就由3个部分组成，但是中共它自己所有的，从1986年开始建立网络系统以来，它所有的电脑和伺服器以及软件都是靠美国进口，那么美国进口的软件价格非常高，它们就往往使用盗版软件，而这些盗版软件是非常不可靠的。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中共发展软体，发展硬体都靠美国；同时又用盗版的软体，结果造成了它很容易被美国的骇客或者是网军攻破，往往不堪一击，为什么？因为你的软件都是我造的，我发明的，我知道这个软件它的软肋在哪里，它的后门在哪里。你看中共花了那么多钱建立一个“金盾工程”，谁帮它造的？是美国的硬体公司Cisco 思科公司，美国的软件公司Microsoft微软，这两家公司一“硬”一“软”，软件、硬件的两个公司帮它建造了金盾工程。那么我想美国人一定知道，这个金盾工程所有它的弱点以及它的软肋在哪里，甚至我都很可能怀疑，美国人设的木马随时可以把这个金盾工程给破解掉。这就是目前中共网络力量的一个势态。
那么它这么多年来大量的向美国发出网络攻击，在我看来这都是战术性的，根本不是战略性的，第一个目标就想偷你的东西，想破坏你，可是你的势态是见不得人的，每当世界各国发现，你这个骇客部队来攻我的时候，你就躲藏起来，你都否认；不像美国的势态非常高，我就要发动还击了，我告诉你我要还击了，我从战略上、战术上通通告诉你，并且是由谁讲话的？由美国国务卿讲话，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讲话，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讲话，说你中共在攻击我。
而中共呢？它不敢承认，势态非常低，往往回应的都是外交部的发言人，小儿科。可见这场战争啊，从心理状态、从势态上来讲，美国占了上风，中共占了下风，可是中共一直不断的像小偷一样的，来拼命围攻、攻击美国。
中共一直以来有一种战争的思想，就是人海战术，以数量代替质量，用蚂蚁围攻大象的这种战术来进攻美国，所以才有一个月有16亿次的攻击到西方世界，可是你是达不到你的效果、目的。同时，中共在攻击上采取数量上的攻击，可是它自己本身还有非常大的弱点。
除了我刚才讲的硬体、软体之外，它一个更大的弱点是，它限制老百姓用电脑，或者用手机上internet（互联网），害怕老百姓进了国际的互联网，老百姓知道更多的东西。所以它就下令限制博客也好，建立各种各样的网站也好，通通限制，不准老百姓也不准解放军的官兵，师一级以下的官兵去使用电脑和手机上互联网，害怕它的秘密给暴露，害怕老百姓起来反对中共的统治。
要知道，美国在搜集电脑互联网上的信息的能力，搜集手机所打出来的信号的能力是世界一流的。甚至他可以在众多的通讯信号里头，分辨出谁是某某重要的角色，某某重要人物的讲话声音，都可以分辨出来，而中共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从信息战来讲，从网络战角度来讲，中共表面上发动人海战术，而实际上它有不可克服的技术、科学的弱点。再一个更大的弱点就是，防范老百姓知道更多的信息来造它的反，这就限制了这种信息战、网络战的功能。
我们讲网络战有什么特点呢？这个特点是过去战争形式从来没有过的，美国、俄国、中国、法国、英国、印度、巴基斯坦，现在公开承认的，以及所拥有的核武器，这核武器拿在手上都是做为一个威胁性的，威摄平衡，甚至可以说是拿来做个摆设。从1945年，美国扔了2颗原子弹到日本长崎和广岛之后，再也没有一个国家敢用核武器，你就是拚命发展核武器，不敢用，只能是威胁对方，造成一个威胁恐怖平衡。
那么现在另外一种战争形式出来了，那就是网络战，这网络战的特点是凡夫俗子都可以做为一个攻击手，也可以在他家里一个小小的办公室里，做为一个战术司令部，进行网络战的指挥。所以这个战争能力是渗透了所有社会各个阶层，并且把参与战争的人数以及层次都大大的下降，已经变成一个全民性的各个阶层都可以参与的一个战争。这个特点是过去从来没有过，中共正在利用这个特点要来围攻美国，可是我上面所讲的，它无论硬体、软体以及心理状态、社会结构，限制了它网络战的功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现在这个通过网络战的战争，发挥了巨大的功能，巨大的效用。最近英国有一个作家写了一篇文章，他就披露这么一个事实，伊朗现在正在发展核武器，他所走的道路就是自己建立核原料的加工厂，利用自己生产的核原料，制造核弹的原料，来准备制造核武器。他在山洞底下建设了上万台的原子能原料离心机，铀离心机，美国非常担心，一旦伊朗制造核弹成功了，那么他首先攻击的目标是以色列，就会发动中东的核子大战。
人们也在估计，以色列已经有了核子弹，双方打起核子战，那中东地区就毁掉了，所以美国一直限制以色列使用核武器，但是也反对伊朗制造核武器。曾经有6个国家，包括联合国，美国、英国、法国、 德国、俄国再加上伊朗，6个国家谈判，再加上联合国，谈判要求伊朗停止浓缩铀的分离工作，伊朗立刻不同意。这个消息过去1、2年一直有消息不断的出来，谈判破裂、谈判破裂。可是最近这几个月，突然这个消息没有了。
我也觉得很纳闷，为什么这个消息没有了呢？原来英国人写的文章里面特别提到，美国利用网络战的功能，把伊朗发展核武器工厂的电脑系统，几万台电脑系统全破坏，就是通过网络战。伊朗这家伙在发展核武器的过程中间，受到了巨大的创伤，所以中东相对的安定一些，不会说1、2年以后，伊朗就有核子弹，要发动进攻以色列的核子战争。
现在西方反而全力集中到了中东、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上，对于伊朗只是观察他，他一要发动这个系统运作的时候，又要用网络战进行攻击，使他瘫痪不能工作，可见这个网络战的功能非常强大。那么中共想利用网络战对全世界的西方国家进行进攻，可是正因为它有它不可克服的先天不足的条件，无论是硬体、软体包括社会结构，他害怕老百姓使用网络系统回过头来发动“茉莉花革命”，把中共消灭掉，所以它又有限制。所以这个功能在中共手上，在我看来它有野心，可是很难做到。
最后我要讲，为什么中共在这个时候频频发动网络战呢？因为当中共它在面临着社会矛盾、政治矛盾、经济下滑这样一个巨大难题的时候，它要怎么解决。一方面它要加强对网络的控制，只能由少部分有控制的人可以使用网络，并且对网络的所有使用者进行监管，对所有的维权运动进行打压，加强欺骗，这是对内的；另外一个就是把矛盾转移，就是把矛盾转移到外国去，发动一种民族仇恨，用网络战的形式来引起跟美国的冲突，制造中美之间的民众矛盾。这个中共正在做。
这样做的结果，它以为它可以得逞，可是往往最后的结果就是走上引火自焚，因为美国已经开始主动发动了反击，要对中共进行制裁。我可以讲，这是中共在这10年来长期发动对美国的网络攻击最后的结果，造成目前这个势态，它是始料不及的。美国无论在战略上、战术上、科学技术上全面的进行反击，现在开始了。那么从这样的势态来看，这场战争谁能赢、谁能输呢？输赢由谁来定了呢？
从美国推动网络全球网络平台，支持被奴役的民众获得自由这个角度来看，这是希拉里非常强调的。从阿拉伯“茉莉花革命”的进程来看，网络平台起了重大的作用；并且美国具有正义道德的优势，他一定会赢得中国大陆民众的支持，要对中共发动网络攻击。所以美国一定会赢，中共是必败。
第二，从美国所占有的网络硬件、软件的优势来看，美国一直有新的网络科学技术创造发明，所以美国一定赢，中共一定败。
最后你来看，从现在中美两国的网络战的势态来看，美国是战略进攻，犹如10年前发动反恐战争要消灭本．拉登，主动权掌握在当时的小布什总统手上。而现在中共所发动的是网络的战术进攻，它用人海战术来围攻美国，可是它战略上是处于守势的，那师出无名的。一旦中共所发动的网络攻击，美国和西方国家进行抗议的时候，它一概不承认，像个小老鼠一样躲藏起来。
这就好像什么呢？好像10年前，美国小布什总统发动了反恐怖战争的时候，本．拉登躲到哪里？躲到山洞里头不敢见面，没有胆量去面对事实。那么现在中共发动的以人海战术为特色的这个网络攻击，就好像10年前，本．拉登躲在山洞里边，下令去指挥各地的喽喽们，用人肉炸弹去攻击西方国家。同样的一个势态、同样一个心态，战略是守势，战术进攻。最后10年之后本．拉登被击毙了，这个反恐战争正走上节节胜利的尾声。
可见，这场正在进行的中美两国之间的网络战争的结局，必定就像反恐战争发生之后的10年，本．拉登被击毙的这场结局是一样的。各位听众，谢谢你收听我今天的评论，再见。
（据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伍凡评论》节目录音整理）
自从本‧拉登被击毙之后，美国在10年前所发动的反恐战争正走向尾声，将要结束了，可是紧接着一场新的战争又开始了，那就是网络战。美国受到了网络攻击，所以美国正在发动网络战进行回击。由于本‧拉登被击毙之后，美国的整个全球战略进行调整，它把10年前所发动的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会在今后很短的一段时间内结束，把它的兵力布署到东北亚、东南亚，来应对中共势力的扩张。
而这个势态应该是在10年前，由小布什总统去完成的，可是因为本‧拉登发动了恐怖战争，把美国拖住了整整10年。本‧拉登被击毙之后，整个势态又恢复到10年之前，也就是“苏、东、波”（革命风潮）之后，苏联解体了，苏共瓦解了，俄国走上了民主道路，整个东欧由共产主义集团走上了民主国家。所以北约的很大一部分军力在10年前就已经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不料恐怖战争把这个过程耽误了，现在又恢复到10年前的势态。但是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现在正面临着中共军事力量的兴起，而这兴起中间有一个重大的特点，就是中共要发动超限战。
超限战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发动网络战，中共在过去10年之内，对美国一直不断试探性的、攻击性的，发动网络攻击。他们的骇客曾经进入到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防部、奥巴马竞选团队的办公室、美国国会议员的办公室，进入到美国国防工业生产F-35的Northrop公司的电脑系统。种种这一些美国的重要机构、重要生产部门，一直受到中共网络战的攻击，所以在本‧拉登被击毙之后，美国的反恐战争走上尾声之后，这个势态转过来要应对中共网络战的攻击。
为什么中共一直用网络战来攻击美国呢？因为网络战的成本要比去建设一个航母，建设庞大的战斗机“歼-10”这些新型的战斗机费用要少，并且它可以建立庞大的信息部队，既可以对外攻击，又可以对内控制自己的老百姓，所以它用这种方式来作为它的一个战争方式。
那么美国面临着这样的攻击，美国就不得不要应对中共的攻击，如果美国不能够积极防卫自己的网络系统，那么一旦美国的华尔街金融系统的电脑系统、美国核电站的电脑系统、美国的所有的通讯系统的电脑系统，受到中共网络部队的攻击破坏之后，那美国就瘫痪掉。美国所受到的攻击要大大的超过于10年前本‧拉登发动的对纽约的2个贸易大厦，和对美国国防部的攻击，造成的危害要大上千百倍。
所以美国在这个时候，已经有能力抽出力量和精力来应对中共的网络攻击，而中共用超限战，用网络攻击，一直要想削弱美国，让美国走下坡路，这是它发动网络攻击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目标，可是它要达到这个战略目标可不是那么容易。
现在我们看看，中共最近对美国又做了什么事？就在6月2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发表声明，因为6月1日谷歌发表了声明，说谷歌在中国大陆的Gmail系统受到了中国骇客的侵入，盗取了美国一些官员的密码、信息，也包括了中国的维权人士、抗议人士的密码和信息等等。所以这件事情又是中共在对美国进行进攻，所以美国希拉里国务卿非常郑重的表明，这件事情非常严重，美国正在启动FBI联邦调查局来进行调查。这件事情不是一个简单的骇客的攻击，已经上升到美国国务卿的外交决策官员的一个关注。
那么就在5月31日，美国国防部也发表了一个声明，一旦外国对美国的网络攻击造成美国的危害，那就是战争行动，美国要采取传统的战争方式来回应这个网络攻击。这些势态的发展是在5月16日美国白宫、国务院、商务部、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和国防部，这6个美国最重要的政府机构联合发表了《网络空间国际策略》之后，所采取的行动，所以美国政府的反应层次越来越高，到了国务院、国防部。
那我们看美国现在正面临10年前反恐怖主义战争的一个局势，但是战争的型态改变了；战争型态改变了，可是战争的规模是无比的扩大了，因为这场网络战的战争涉及到全美国社会各个层面。因为人类社会到现在为止，自从发明了网络之后，运用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的神经系统，你缺了网络，这个社会就一天都不能活。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保护网络的安全，保护网络资讯的畅通，这是最高的国家利益，是最重要的社会安全。那么在这种状况下，美国从5月16日发表了《网络空间国际策略》之后，国防部也动了，国防部宣布：谁发动网络攻击，就是发动战争。
这才不过半个月的时间，美国对中共发出了严重的警告，为什么要这么样的严重警告？我们看一个事实。今年5月份，英国有一个媒体叫作《天空新闻》，它到中国去实地采访，它在中国境内发现有一个庞大的网络骇客部队，在对西方国家的政府和企业进行网络攻击，全球性的，有目的性的发动网络攻击行动，大多数都是来自于中共当局。据估计，每个月发出来自中共的攻击有16亿起，也就几乎是相当于每一个中国人发出一个网络攻击，1个月之内。
那么现在美国国防部每天所受的攻击是几百万次，5年之前2006年，当时美国国防部每天受到的网络攻击才几百起。增加了1万倍。可见中共现在正在走上本‧拉登发动恐怖攻击美国的这条路，但是战争的形势不同，所以美国打赢了反恐怖战争之后，现在又面临了一场，应对来自于中共的网络战争。这场网络战争还要持续一段时期，并且要进行全面的动员，所以才有白宫为首的6个高级部门发出的《网络空间国际策略》这个文件出来。
那我们看，一旦美国出现来自于中共的攻击的时候，就好像这一次谷歌6月1日发表声明，来自于中国的攻击是在济南市的一个军事学校，已经几乎确定了，相当于在1年半以前攻击谷歌同样一个攻击的地点。那么现在怎么确定和如何来进行还击，美国国会和美国国防部正在制订政策和规范来应对这场新形式的战争与措施。
那我下面想讲一下，这场战争现在总的宏观来看，双方的势态如何。10年前本‧拉登用飞机来攻击美国，这是攻势，美国是毫无防备的一个守势；现在10年之后网络战争开始，这场战争双方的势态如何呢？我们看，美国非常明显的占了一个战略制高点。它5月16日发表了《网络空间国际策略》，这是一个战略性的文件；紧接着，美国国防部也发表战术性的公告，谁发动网络攻击，那就是战争，我要用传统武器回击。这个势态非常高，站在主动，而不是10年前当被本．拉登攻击时是挨打，现在要主动出击了。
那么看美国这个势态那么高，它有什么样的依据？有什么样的优势呢？首先，整个网络系统是美国人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时候创造发明的，由军队内部先使用，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再释放出来给民间使用，才有internet出来。到现在民间正式应用internet也才不过二十多年，可是已经传遍了全世界，无论是在硬体也好，软体也好，通通是由美国发明的，美国掌握了它最主要的根伺服器，在全球有13个，美国掌握了9个，最主要的这些信息的流通大部分都要经过美国的根伺服器，这一点是美国最大的优势。
并且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开发能力和防备的能力，在网络空间他的科技能力是遥遥领先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全世界所使用最广泛的那些网络平台，谷歌(google)、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雅虎(yahoo)和skype网络电话，都是由美国人发明的，或者是由美国现在掌握着的，占全球网民最多的，现在第一位的是中国，占近5亿人口，他们都在使用这些平台。可是这些平台一旦使用的时候，这个平台有这个功能，它可以大量的搜集资料，搜集各种各样的信息资料，而这些信息资料对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是非常有用的，也非常有效的，这些是美国科技创造能力方面所特有的。
第三，美国也在去年正式成立了网军司令部，就是网络战司令部，应对全世界对美国的进攻围攻，美国正式把这个亮相打出来，而今年就开始要发动保卫美国的网络，发动信息战、网络战。
那么看看中共什么势态？中共在过去的10年来它也在积极的投资，大量发展它的网络和它的网络部队。至少我所知道的资料，中共成立“网军”（net-force）已经超过了10年，并且这是它的主要部队，中共军队内部的一个编制部队“网军”。第二，它又成立了以地方民兵为骨干的网民部队，它的号召是打全民战争，人手一个电脑来围攻美国。
所以为什么英国的新闻媒体报导出来说，在中国每个月发出的网络攻击又16亿 次，它就是靠这些网民部队。第三，中共还有骇客部队，骇客部队是在哪里呢？就是各个大学、研究所、企业单位那些专业工程硬体和软体的专家，他们并且招聘民间的一些电脑奇才、怪才成立骇客部队，来对美国和西方国家进行盗窃情报、设置木马、设置软件，并且进行破坏。
中共的网络部队就由3个部分组成，但是中共它自己所有的，从1986年开始建立网络系统以来，它所有的电脑和伺服器以及软件都是靠美国进口，那么美国进口的软件价格非常高，它们就往往使用盗版软件，而这些盗版软件是非常不可靠的。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中共发展软体，发展硬体都靠美国；同时又用盗版的软体，结果造成了它很容易被美国的骇客或者是网军攻破，往往不堪一击，为什么？因为你的软件都是我造的，我发明的，我知道这个软件它的软肋在哪里，它的后门在哪里。你看中共花了那么多钱建立一个“金盾工程”，谁帮它造的？是美国的硬体公司Cisco 思科公司，美国的软件公司Microsoft微软，这两家公司一“硬”一“软”，软件、硬件的两个公司帮它建造了金盾工程。那么我想美国人一定知道，这个金盾工程所有它的弱点以及它的软肋在哪里，甚至我都很可能怀疑，美国人设的木马随时可以把这个金盾工程给破解掉。这就是目前中共网络力量的一个势态。
那么它这么多年来大量的向美国发出网络攻击，在我看来这都是战术性的，根本不是战略性的，第一个目标就想偷你的东西，想破坏你，可是你的势态是见不得人的，每当世界各国发现，你这个骇客部队来攻我的时候，你就躲藏起来，你都否认；不像美国的势态非常高，我就要发动还击了，我告诉你我要还击了，我从战略上、战术上通通告诉你，并且是由谁讲话的？由美国国务卿讲话，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讲话，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讲话，说你中共在攻击我。
而中共呢？它不敢承认，势态非常低，往往回应的都是外交部的发言人，小儿科。可见这场战争啊，从心理状态、从势态上来讲，美国占了上风，中共占了下风，可是中共一直不断的像小偷一样的，来拼命围攻、攻击美国。
中共一直以来有一种战争的思想，就是人海战术，以数量代替质量，用蚂蚁围攻大象的这种战术来进攻美国，所以才有一个月有16亿次的攻击到西方世界，可是你是达不到你的效果、目的。同时，中共在攻击上采取数量上的攻击，可是它自己本身还有非常大的弱点。
除了我刚才讲的硬体、软体之外，它一个更大的弱点是，它限制老百姓用电脑，或者用手机上internet（互联网），害怕老百姓进了国际的互联网，老百姓知道更多的东西。所以它就下令限制博客也好，建立各种各样的网站也好，通通限制，不准老百姓也不准解放军的官兵，师一级以下的官兵去使用电脑和手机上互联网，害怕它的秘密给暴露，害怕老百姓起来反对中共的统治。
要知道，美国在搜集电脑互联网上的信息的能力，搜集手机所打出来的信号的能力是世界一流的。甚至他可以在众多的通讯信号里头，分辨出谁是某某重要的角色，某某重要人物的讲话声音，都可以分辨出来，而中共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从信息战来讲，从网络战角度来讲，中共表面上发动人海战术，而实际上它有不可克服的技术、科学的弱点。再一个更大的弱点就是，防范老百姓知道更多的信息来造它的反，这就限制了这种信息战、网络战的功能。
我们讲网络战有什么特点呢？这个特点是过去战争形式从来没有过的，美国、俄国、中国、法国、英国、印度、巴基斯坦，现在公开承认的，以及所拥有的核武器，这核武器拿在手上都是做为一个威胁性的，威摄平衡，甚至可以说是拿来做个摆设。从1945年，美国扔了2颗原子弹到日本长崎和广岛之后，再也没有一个国家敢用核武器，你就是拚命发展核武器，不敢用，只能是威胁对方，造成一个威胁恐怖平衡。
那么现在另外一种战争形式出来了，那就是网络战，这网络战的特点是凡夫俗子都可以做为一个攻击手，也可以在他家里一个小小的办公室里，做为一个战术司令部，进行网络战的指挥。所以这个战争能力是渗透了所有社会各个阶层，并且把参与战争的人数以及层次都大大的下降，已经变成一个全民性的各个阶层都可以参与的一个战争。这个特点是过去从来没有过，中共正在利用这个特点要来围攻美国，可是我上面所讲的，它无论硬体、软体以及心理状态、社会结构，限制了它网络战的功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现在这个通过网络战的战争，发挥了巨大的功能，巨大的效用。最近英国有一个作家写了一篇文章，他就披露这么一个事实，伊朗现在正在发展核武器，他所走的道路就是自己建立核原料的加工厂，利用自己生产的核原料，制造核弹的原料，来准备制造核武器。他在山洞底下建设了上万台的原子能原料离心机，铀离心机，美国非常担心，一旦伊朗制造核弹成功了，那么他首先攻击的目标是以色列，就会发动中东的核子大战。
人们也在估计，以色列已经有了核子弹，双方打起核子战，那中东地区就毁掉了，所以美国一直限制以色列使用核武器，但是也反对伊朗制造核武器。曾经有6个国家，包括联合国，美国、英国、法国、 德国、俄国再加上伊朗，6个国家谈判，再加上联合国，谈判要求伊朗停止浓缩铀的分离工作，伊朗立刻不同意。这个消息过去1、2年一直有消息不断的出来，谈判破裂、谈判破裂。可是最近这几个月，突然这个消息没有了。
我也觉得很纳闷，为什么这个消息没有了呢？原来英国人写的文章里面特别提到，美国利用网络战的功能，把伊朗发展核武器工厂的电脑系统，几万台电脑系统全破坏，就是通过网络战。伊朗这家伙在发展核武器的过程中间，受到了巨大的创伤，所以中东相对的安定一些，不会说1、2年以后，伊朗就有核子弹，要发动进攻以色列的核子战争。
现在西方反而全力集中到了中东、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上，对于伊朗只是观察他，他一要发动这个系统运作的时候，又要用网络战进行攻击，使他瘫痪不能工作，可见这个网络战的功能非常强大。那么中共想利用网络战对全世界的西方国家进行进攻，可是正因为它有它不可克服的先天不足的条件，无论是硬体、软体包括社会结构，他害怕老百姓使用网络系统回过头来发动“茉莉花革命”，把中共消灭掉，所以它又有限制。所以这个功能在中共手上，在我看来它有野心，可是很难做到。
最后我要讲，为什么中共在这个时候频频发动网络战呢？因为当中共它在面临着社会矛盾、政治矛盾、经济下滑这样一个巨大难题的时候，它要怎么解决。一方面它要加强对网络的控制，只能由少部分有控制的人可以使用网络，并且对网络的所有使用者进行监管，对所有的维权运动进行打压，加强欺骗，这是对内的；另外一个就是把矛盾转移，就是把矛盾转移到外国去，发动一种民族仇恨，用网络战的形式来引起跟美国的冲突，制造中美之间的民众矛盾。这个中共正在做。
这样做的结果，它以为它可以得逞，可是往往最后的结果就是走上引火自焚，因为美国已经开始主动发动了反击，要对中共进行制裁。我可以讲，这是中共在这10年来长期发动对美国的网络攻击最后的结果，造成目前这个势态，它是始料不及的。美国无论在战略上、战术上、科学技术上全面的进行反击，现在开始了。那么从这样的势态来看，这场战争谁能赢、谁能输呢？输赢由谁来定了呢？
从美国推动网络全球网络平台，支持被奴役的民众获得自由这个角度来看，这是希拉里非常强调的。从阿拉伯“茉莉花革命”的进程来看，网络平台起了重大的作用；并且美国具有正义道德的优势，他一定会赢得中国大陆民众的支持，要对中共发动网络攻击。所以美国一定会赢，中共是必败。
第二，从美国所占有的网络硬件、软件的优势来看，美国一直有新的网络科学技术创造发明，所以美国一定赢，中共一定败。
最后你来看，从现在中美两国的网络战的势态来看，美国是战略进攻，犹如10年前发动反恐战争要消灭本．拉登，主动权掌握在当时的小布什总统手上。而现在中共所发动的是网络的战术进攻，它用人海战术来围攻美国，可是它战略上是处于守势的，那师出无名的。一旦中共所发动的网络攻击，美国和西方国家进行抗议的时候，它一概不承认，像个小老鼠一样躲藏起来。
这就好像什么呢？好像10年前，美国小布什总统发动了反恐怖战争的时候，本．拉登躲到哪里？躲到山洞里头不敢见面，没有胆量去面对事实。那么现在中共发动的以人海战术为特色的这个网络攻击，就好像10年前，本．拉登躲在山洞里边，下令去指挥各地的喽喽们，用人肉炸弹去攻击西方国家。同样的一个势态、同样一个心态，战略是守势，战术进攻。最后10年之后本．拉登被击毙了，这个反恐战争正走上节节胜利的尾声。
可见，这场正在进行的中美两国之间的网络战争的结局，必定就像反恐战争发生之后的10年，本．拉登被击毙的这场结局是一样的。各位听众，谢谢你收听我今天的评论，再见。
（据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伍凡评论》节目录音整理）
中国民间独立参选人
在今年的人大竞选中，中国民间不断涌现出一批独立参选者。继江西下岗女工刘萍、广州市民天涯社区商务运营总监梁树新、社会评论家李承鹏、专栏作家五岳散人等参加当地人大选举后，网络上又传出大陆著名作家曹天日前也透露自己愿出资一亿人民币参选郑州市长。
日前，互联网各大论坛、博客广为流传大陆著名作家、时评家曹天要独立参选郑州市长。消息说：“曹天先生日前透露：自己愿意出资100,000,000（一亿）元人民币作为竞选资金，参选郑州市市长。曹天承诺，参选成功后自己任期内不拿一分钱工资，并且城管绝不可能打百姓，官员腐败定严惩。曹天表示，不用怀疑他的动机，他是想用《选举法》撬动僵硬的干部任用体制。”
“人要生存不能单单靠学问、品质，还要有生存的智慧，把任何事情都看得长远一些，这样，快乐的东西才会永远存在。”这是曹天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1968年出生于兰考的曹天，热衷文学诗歌，现从事房地产开发。曹天曾获2005年中国经济改革十大杰出青年，“2006河南十大文化名人”。
曹天参选郑州市长的消息在网络上引来一片讨论声，赞成和支持者占绝大多数，也有人持怀疑态度，认为曹天的想法很幼稚，在中国行不通。
“支持，支持，再支持” “先顶上去，再投他一票！”“ 大力支持民选市长。” “竞选个市长要花这么多钱的呀……但希望真是无处不在。” “只要是公开的竞选都支持，这代表了民意，总比偷偷摸摸买官卖官强，因为它代表的是官意。”“ 顶，不管你是谁，选错了下次改。先炒动一下这具僵尸。” “不管你人微言轻，还是振臂一呼，群雄响应，请支持曹天 。”
“去美国吧！”“他如果能当上候选人，就是伟大的胜利了！”“曹天又出版新诗了？这么天真烂漫的句子……”“在党的领导下，以法治国？幼稚的文人！”
“参选独立候选人会比上届多十倍”
除了曹天以外，今年的人大竞选年不同以往，中国民间涌现出一批独立参选者引发社会关注。迄今通过微博渠道宣布独立参选各地区县选举的就有30-50人。
其中，有专栏作家五岳散人参选北京昌平区人大代表；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参选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媒体人徐春柳宣布参选北京东城区人大代表选举。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负责人熊伟、广东商学院大三学生胡文浩、杭州普通市民徐彦、梁永春、福州市民雁南飞（林斌），江苏常州市、浙江长兴县、湖北武汉等地都有博主、网民宣称将参选当地基层人大代表。
北京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在2个多月前接受记者采访时预言：“今届基层人大直选，参选的独立候选人会比上届多十倍，估计会多达百万人。”
与之前的几波独立参选基层人大潮流相比，这次的许多独立参选者以公共知识份子为主，他们以微博为参选宣传主要平台，在微博第一时间公布参选消息，介绍自我，表达参选目标，介绍准备工作和当选承诺等。
文人对法治民主有较深刻认识起表率作用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夏商宣布参选上海静安区人大代表。他对21世纪经济报导表示：“参选是宪法和选举法赋予的权利，我依照这个权利来做事，所以心情不会有变化。不能把参选看成是‘革命性’的行为，这只是履行普通的公民权利，完全在法律范围之内。”
“我这样做只是想让选举法这样的‘沉睡’法律苏醒过来，也是希望在法律框架之内，认真履行宪法和选举法，完成参选这个程序，我认为是在帮人大的忙，让人大更具合法性和代表性。”
谈到今年公共知识份子参选是否加强了独立候选人的示范作用，夏商表示：“我们这一批当中很多是文人、作家等，这批人在很多事情上都起到表率作用，而且文人对于法治、民主等都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所以说，即使我们不成功，但也起到了示范作用，以后或许会有更多的人参选，就是一种觉醒。”
跪久了 不知站着的好处
著名时事评作家李承鹏对媒体表示：“我感觉，仅仅发言，常常是无力的。”他认为2010年年底的乐清上访村长钱云会事件中，就当地政府的处理方式、案件可能存在的疑点，一直没有人大代表站出来提出质疑，他很感慨，希望除了写作外，还应该做点什么。
在回答为什么要参选成都市武侯区人大代表的提问时，独立候选人李承鹏在其博客中写道，至少，我们可以让大家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看到，真的中国选票长得什么样子？
“首先，身份证证明不了你是中国人，只能证明某把菜刀属于你这个人，方便警方追查某个凶杀案的线索而已。其次，房产证也证明不了你是中国人，只会证明你是花了世界上最贵的价钱，租了一间豆腐渣房子的那个人。至于死亡证，对不起，你只可以在祖国的地下住20年，地上70年不能证明你是这个国家的人，地下20 年，你当然也不是这国的魂了。”
“事实上，只有选票才能证明你是真正的中国人，你平生第一次可以填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字样；而在其余时间，李刚来了，你就是屁民，城管来了，你就是刁民，三峡来了你则是移民……”
李承鹏表示，跪久了，就不知站着的好处，他们之所以跪着，是因天花板太低，不跪不行。“实际上，你都没让他尝到过苹果的味道，他又怎会知道苹果是好的，你只要给他一个苹果的希望，他就敢跟你憧憬苹果的芬芳。”
与其被代表 不如当代表
5月30日广州电视台新闻频道高调报导了广州市市民，天涯社区商务运营总监梁树新参选番禺区人大代表的消息，片末还让梁的同事集体高喊撑梁口号：“与其被代表，不如当代表。梁树新，我们撑你！”
推友评论说：“在这寒冷的春夏之交，这让人感到一丝暖意。我以一个广州市暂住人员的身份，谨慎表示一下对这座城市的好感。”
您给我阳光 我为你灿烂
今年初4月左右，江西新余市下岗女工刘萍参加当地的人大选举。她表示自己不是官员，但有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心，长期坚守在维权战线，虽然能力有限，但如果当选人大代表，将竭尽全力反映百姓民声。“关注在岗员工收入，要求收入分配公开透明，监督带薪休假的实施，法定假日加班工资必须按规定给付。养老保险，公积金，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一系列民生问题。”
“我是一个普通的公民，我还是一个母亲，我也是一个长期奔波在维权战线的斗士！我不畏强权，我坚信，不管我是否当选，我都将一如既往的为民请愿，为百姓发声，您给我权力，我为您代言，您给我阳光，我就为你灿烂！”
独立候选人引发政府恐慌
大陆民众积极参选各地区县基层人大代表，在网络上掀起了热潮，但此举却引起地方政府恐慌，当局宣传部匆忙发出禁令，要求媒体封杀独立参选的报导，多名独立参选者则受到当地的国保等约谈。
成都、北京等地的党委宣传部已发出禁令，禁止其控制的媒体报导李承鹏的参选活动。无锡的独立参选人谢润良也因“微博言论疑似有问题”，5月29号被宜兴公安局派员约谈后，宣布“少谈国事少说政治，彻底放弃争当人大代表的念头”。
刘萍参选被当地政府内定为国内外政治势力在幕后操纵的、企图颠覆共产党政权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遭到多次打压甚至被失踪，引起大陆专家、学者、律师、民众等的强烈反应，他们纷纷表示要向新余市委市政府“自首”，予以讽刺嘲笑，在舆论的关注下，刘萍最终获得自由。
《环球时报》惯用的伎俩
《中国日报》总编辑助理，专栏作家五岳散人（姚博），6月2号也在其博客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表示，自从宣布独立参选区县人大代表之后，虽然收获的大多都是鼓励，但有些所谓的“质疑”，已经到了扣帽子打棍子的程度，那就不仅超越了质疑的范围，甚至就是打算从根本上断绝任何人独立参选的可能性了。
据法广报导，五岳散人指出，这种来势汹汹的质疑，出自《环球时报》《独立参选人应从微博回到现实》的社论，就标题而言，在这个善意的“羊头”之后，其狰狞的面目才真正暴露了出来。
这篇文章开门见山地宣称，那些“独立参选人中，最受互联网关注的，都是些一直在学习西方反对派的人，他们在试图把中国求同存异的包容性文化， 推向对抗性文化”。
对此，五岳散人分析，这是《环球时报》最惯用的伎俩之一，那就是，先把一个人归入到所谓“西方”的框架之下，然后再大兴讨伐。众 所周知，“西方”在中国的语境当中，往往就是“敌对势力”的代名词。先把那些独立参选者们都归拢到这个阵营，确认了其反对者的身份，然后就可以尽情地落井下石了。
该文另外的一个预设前提则是，把我们目前的主流文化，美化为所谓“求同存异的包容性文化”，又反过来指责独立参选是“对抗性文化”。这里有两处偷换概念的地方。
五岳散人表示，首先，独立参选是一个政治性的事件，与广义的文化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用中国传统上还算宽容的文化，偷换了其实一直就不太宽容的政治。 其次，把独立参选偷换成某种“对抗性”的行为。或许在该文的作者看来，他们所认同的所谓“没有对抗性”之包容，大概就是那些写在监狱墙上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只要不是坚决执行命令的顺民，就必然是一种对抗性的潜在敌对势力。
现代政治被媒体歪曲
现代政治虽然总是被某些媒体所歪曲，但很多人已开始知道，对于政府的监督与权力的制衡并不是一种对抗，而是在利益多元化的时代里，不同利益之间的博弈过程。正是这种博弈的有效性，才能让政府的决策对于大众生活产生正面的作用。没有这种博弈的机制，政府的权力就不仅不能得到监督，甚至还会引发更为激烈的、真正的对抗产生。这几年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恶性暴力事件屡有发生，正是这种将正常博弈视为对抗，并极力打压的做法引发的直接后果。
在《环球时报》这篇社论的结尾，文章更是以某种威胁性的口吻警告说 ：“中国政治现实的弹性，不会是无穷大的，试图突破它的临界点，不是负责任的表现，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制造政治风险”。
五岳散人认为：“这段话明确表达的一个意思，那就是： 你们这帮人要小心，政府对你们的容忍是有限的，你们或许已经踩线了，而且你们的这种作为并无任何意义。”
“老实说，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还从未见过这样自己抽自己耳光的文字，上面还在说，中国是‘包容性文化’，下面就出现这样赤裸裸的威胁。其实，这种威胁不但毫无意义，更多的还是体现出这些‘看门狗’们过于急切的心情。不过，有时候，这么着急是吃不到骨头的，反倒是有可能被主子再踹上一脚。”
阴谋论与栽赃陷害的另种方式
五岳散人的文章最后强调说，参选并非是为了寻求对抗，既然参选，就是认可目前公开的游戏规则，并在这个框架之下，探寻最稳妥的渐进改革方式。而参选的最好结果，也不过只是区县级人大代表，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并无多大影响力，只能从最基层的选民利益做起。说白了，更没有人想过要抢班夺权，能够让现行权力纳入正常的法治运作轨道，就已经算是最大的奢求了。所以，《环球时报》这种看上去是未雨绸缪、实际上却充满黑暗联想的文字，这种看上去防微杜渐的表忠心态度，不过是其阴谋论与栽赃陷害的另外一种方式而已，也是一种被迫害妄想狂的典型症状。
“你们基因充满对抗”？
李承鹏回应《环球时报》评论表示，你们可以为祖国站岗放哨，但千万不要从早晨起床开始，放眼望去，周围全是假想敌，就连晚上做梦跌落到草原上，也以为遍地都是虎豹豺狼呢！或许是因为你们的基因中充满着对抗，必须找人来打压才有活下去的勇气，也才能证明地心引力的存在。如此看来，你们根本不应该叫作《环球时报》，而应该叫《铅球时报》才对。
中国知名网络人士李承鹏表示，《环球时报》社论说要警惕有些人利用独立参选身份，来加剧社会的不安情绪，与政府搞对抗，这种观点我真的不敢恭维。我大致看了看其他那些独立参选人的公开提议，如果就连什么菜市场、阳光校车，以及垃圾处理和小区停车位这些婆婆妈妈的提议，都被视为“对抗”的话，我只能告诉你们，其实，没有那么多的人真想对抗，那些有点反叛精神的人，也只是为了更好地讨生活而已。
李承鹏在博客中对另外的独立参选人说：不管是我们最终上了选票，还是选票上了我们，我们都是一群热情而天真无知的公民，为了自已所热爱的祖国，准备亲自趟一遍这道前人绕不出去的高墙，这件事本身就是功劳。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不值一提的功劳，可这几十年来又有谁的功劳值得一提呢？
官媒远离独立参选人选举
有民间选举专家之称的姚立法表示，官方的媒体一直是远离这个选举的，不关注，不报导。政府对选举不报导是说不过去的，是要承担历史责任的。“我们希望媒体不仅要关注选举，还要关注独立候选人的参选。”
他认为，媒体更应该把选举的信息和组织机构的工作公开。选举的全过程也应该跟踪报导。主要起到监督与信息公开的作用，否则就失去了媒体应承担的这个责任的作用。
所谓“独立参选人”是指在人大代表直选过程中，没有经过政党或人民团体提名推荐，而是通过选民或代表联名提名推荐的人大代表候选人。中国《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选举法》规定，公民独立参选需要10名或以上选民联名推荐。而目前，中国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仅限于县(包括市、市辖区、自治县)和乡(包括民族乡和镇)一级。县、乡以上级别的人大代表均为间接选举。
2011年6月6日星期一
茉莉花革命以来的形势及对策
本文根据作者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与中国当代民主革命研讨会》上的演讲整理
作者﹕郭保胜
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研讨历史的目的，是要将历史运用到当下的斗争当中。辛亥革命，作为体制外力量结束专制暴政的胜利典范，对今天的我们有巨大的参照价值。我的发言虽然侧重在对当前的形势分析上，但其中的很多结论，都来自辛亥革命对我们的启发。我的发言分三个方面，一是国际形势的分析，二是国内形势的分析，三是我们的战略和对策。
就国际形势而言，目前的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首先，中东茉莉花革命对中国民众起到了巨大的示范效应。根据经济学上蝴蝶效应，南美洲蝴蝶翅膀的扇动，就可改变北极上空的云层。国际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1989年，苏联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运动”和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对中国人有很大的刺激。正如六四屠城后邓小平对六四发生的原因之一总结为苏联、东欧的国际大气候一样，今年以来中国的民主运动-----“茉莉花革命”运动的国际大气候就是北非、中东的茉莉花革命，后者透过网络等媒体对中国民众起到了巨大的示范效应。
现在的中东局势，已进入第二波革命时期，第一波是突尼斯、埃及，民众力量势如破竹、专制政权顷刻坍塌，第二波是利比亚、叙利亚、也门、巴林、约旦、阿尔及利亚等国，这些国家大多政教合一、专制势力顽固，虽不能一时瓦解专制，但民众的力量在西方民主力量的支持下，经过斗争，最终会获得胜利的。中东诸国的逐渐民主化，就是中国茉莉花运动能持续下去的根本外因和导火索。
国际形势的第二点是，本拉登被击毙后国际“新大三角”关系重新调整，会使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头号敌人转向中共。本人曾借用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撒母耳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指出目前在国际冲突中扮演角色的将是“新三国演义”：西方、中国和中东。911发生后，是西方拉着中国对付中东极端势力，但本拉登被击毙后，有可能是西方拉着中东来对付中国。茉莉花革命使中东在政治、文化上更亲近西方，使西方联手中东的可能性增大。
众所周知，911的最大受益者就是中共，本来小布什上台把中共作为头号敌人，但本拉登搅局，911发生，美国将中东作为头号敌人。在西方国家聚焦中东、无暇顾及中共的时候，它开始积蓄力量、在经济、军事各方面飞速发展，但本拉登的死标志着中东极端势力的崩溃，也标志着中共靠恐怖主义牵制西方民主自由的日子已经到头了，自由世界要真正对付中共法西斯，如同对付本拉登。
就国内形势而言，最为突出的形势就是以民生问题为突破口的群体事件越来越频繁。按照中国官方的定义：“参与人数在300人以上、1000人以下，为重大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在1000人以上，为特别重大群体性事件”。按照这样的定义，目前中国，一周内至少有一起重大群体性事件，而2周内，至少有一起特别重大群体性事件。
自2月20日茉莉花运动开展以来，南京梧桐树、守望教会户外聚会、上海工人罢工、四川阿坝藏人、宋庄艺术家活动等等群体事件层出不穷，少则300人，多则数千人，这些群体事件构筑了茉莉花运动的基石，是广义上的茉莉花运动。
5月以来，各地群体事件接连不断，这些事件反映了官民矛盾更加加剧的现状，强化了群体事件持久化、全局化的未来走向。5月12日开始，江苏南京数千工人连续三天上街游行，当局出动了1500警察，用多辆货柜车堵着游行道路。5月14日，湖北省襄樊市一名军人因一位过路老人挡住去路，竟大肆辱骂老人并悍然拔枪威胁。聚集民众最多时达到1500人以上；5月16河南全省上千复转军人在河南省委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5月16日吉林省近千名民办教师聚集到省政府门前上访；5月26内蒙古锡盟西乌旗政府前两千多人抗议，悼念维权牧民莫日根、捍卫蒙古人草场权利，呼和浩特学生、居民也在进行大游行、大抗议。网上说继西藏、新疆后，内蒙人民大起义爆发了。
上述的5起群体事件，虽分别事关复转军人、民办教师、军民矛盾、下岗职工、土地矿山问题，都是很具体的民生权利。但这些具体民生权利的诉求，对于抗争来说，也是非常有效果的：一方面因为它们没有直接涉及政治权利而会减少当局对参与者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由于是民众最为迫切的权利所以易于号召民众、聚集力量进行更大规模抗争。民生主题，应该成为一段时间以来群体事件、茉莉花运动的主题；民生问题，也是当年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其中的要义之一。
国内形势的第二个特点是茉莉花运动将群体事件全局化、一体化、持久化了。2009年 12月于建嵘在苏州演讲时断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群体事件仍然会以有限范围的孤立事件形式而存在，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维持很长时间、能影响全局的社会运动。只要执政者治理得当，中国完全可以避免可能发生的社会动荡”。维稳者有维稳的自信，这个自信就在于群体事件没有全局化、持久化、统一化。2月20日开始的茉莉花运动正好填补了这个需求，每个周日固定时间和地点的聚集，已经开始了使群体抗争活动持续化、全局化的努力。只要我们坚持下去，茉莉花运动就会引领各种群体抗争活动，成为主轴和旗帜。
国内形势的第三个特点是中共高层激烈内斗会引发社会大动荡。薄熙来的“唱红打黑 ”、乌有之乡起诉茅于轼老先生等等事件表明毛主义者越来越猖獗。但最近刘少奇之子刘源不高兴了，刘邓路线与毛主义的斗争将重新开始。而且薄熙来、习近平等人都是胆大妄为的人，与胡锦涛、温家宝的谨小慎微不一样，他们的斗争动作幅度会非常大，宫廷斗争将演化为社会动荡，一旦社会的僵局被打破，中国就会有变局的可能。
针对以上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应该有哪些应对策略呢？我认为我们要打好国际国内两个战场。
针对国际方面，我们要努力使西方、中东、中国新大三角关系重新整合，以新疆穆斯林问题为突破口，使西方与中东联手对付中共。要让中东国家看到残害穆斯林、迫害伊斯兰教的恰恰是中共政权，所以联手西方国家对付摧残穆斯林信仰的中共政权，是中东国家的不二选择。
另外，我们要扩大宣传，使西方国家将中共作为头号敌人。我们要让美国等西方国家切实看到中共政权对全世界普世价值的践踏，看到中共政权是继本拉登恐怖势力后头号人类文明的公敌，它对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自然环境的破坏，已经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假如国际社会再不遏制中共政权，那么就会重演二战前英法等国姑息、绥靖希特勒德国的悲剧。而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将中共政权列为头号敌人，诸如前苏联、本拉登一样，而后者注定要被彻底铲除的。
在国际战场上，我们还应发起取消中共联合国会员国资格运动。从1949年来中共通过苏联、第三世界国家削尖脑袋进入联合国，最终因为美国等让步它进入联合国。中共政权无论怎样野蛮、流氓、目中无人，他对联合国还是满在乎的。中国人权活动家就应该聚焦中共政权真正在乎的得失所在、打好“联合国战场”这个抗争题目，依据被中共践踏的联合国宪章和各种人权公约，不仅要求中止人权理事国地位，甚至要求把它开除出联合国。如果真能使它失去联合国的地位，那么造成中共政权与全世界为敌的“新冷战”状态，那它就岌岌可危了；就是一时不会失去联合国地位，我们的抗争也会使中共政权焦头烂额、元气大伤，若再加上国内风起云涌的群体抗争运动，那么中共政权之末日，也会很快来到！
如何打好国内战场呢？首先，我们要通过各种办法扩大高层内斗，寻求政治变局。通过网络、言论等手段造成如1979年、1989年一样局面，江胡乱斗、毛主义与刘邓路线、保守派与改革派等等，当高层出现分化、分裂的时候，是民众起义、抗争的好时候。
其次，提升和引导群体性事件。本人根据国际和台湾对抗争活动的培训体验，写就《群体性事件组织手册》一书，此书利于我们组织、策划群体事件，并使事件全局化、统一化。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并组织运作群体事件，并不断扩大事件效应，使群体事件规模不断扩大、全国开花、持久进行，民变导致兵变，最终形成辛亥革命前晚清局面。当时各地风潮涌动，清王朝顾此失彼。为了对付四川保路运动，调集湖北军队，但导致武昌防卫空虚，新兵终于首义，武昌起义引发的辛亥革命终于成功。
总之，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对我方越来越有利，我们要打好国际国内两个战场。一方面切断中共在国际上的外交，使国际社会齐来遏制中共政权。另一方面要扩大国内群体抗暴运动、民变诱发兵变、民变导致政变。我们相信：只要中东民众的街头抗争持续进行，中国民主运动也会进行下去。当全国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并实现全局化、持久化、统一化的时候，也就是中国民主运动获得全面胜利的那一天。我们热切期待那一天的到来。我们终将从胜利走向胜利！
作者﹕郭保胜
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研讨历史的目的，是要将历史运用到当下的斗争当中。辛亥革命，作为体制外力量结束专制暴政的胜利典范，对今天的我们有巨大的参照价值。我的发言虽然侧重在对当前的形势分析上，但其中的很多结论，都来自辛亥革命对我们的启发。我的发言分三个方面，一是国际形势的分析，二是国内形势的分析，三是我们的战略和对策。
就国际形势而言，目前的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首先，中东茉莉花革命对中国民众起到了巨大的示范效应。根据经济学上蝴蝶效应，南美洲蝴蝶翅膀的扇动，就可改变北极上空的云层。国际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1989年，苏联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运动”和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对中国人有很大的刺激。正如六四屠城后邓小平对六四发生的原因之一总结为苏联、东欧的国际大气候一样，今年以来中国的民主运动-----“茉莉花革命”运动的国际大气候就是北非、中东的茉莉花革命，后者透过网络等媒体对中国民众起到了巨大的示范效应。
现在的中东局势，已进入第二波革命时期，第一波是突尼斯、埃及，民众力量势如破竹、专制政权顷刻坍塌，第二波是利比亚、叙利亚、也门、巴林、约旦、阿尔及利亚等国，这些国家大多政教合一、专制势力顽固，虽不能一时瓦解专制，但民众的力量在西方民主力量的支持下，经过斗争，最终会获得胜利的。中东诸国的逐渐民主化，就是中国茉莉花运动能持续下去的根本外因和导火索。
国际形势的第二点是，本拉登被击毙后国际“新大三角”关系重新调整，会使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头号敌人转向中共。本人曾借用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撒母耳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指出目前在国际冲突中扮演角色的将是“新三国演义”：西方、中国和中东。911发生后，是西方拉着中国对付中东极端势力，但本拉登被击毙后，有可能是西方拉着中东来对付中国。茉莉花革命使中东在政治、文化上更亲近西方，使西方联手中东的可能性增大。
众所周知，911的最大受益者就是中共，本来小布什上台把中共作为头号敌人，但本拉登搅局，911发生，美国将中东作为头号敌人。在西方国家聚焦中东、无暇顾及中共的时候，它开始积蓄力量、在经济、军事各方面飞速发展，但本拉登的死标志着中东极端势力的崩溃，也标志着中共靠恐怖主义牵制西方民主自由的日子已经到头了，自由世界要真正对付中共法西斯，如同对付本拉登。
就国内形势而言，最为突出的形势就是以民生问题为突破口的群体事件越来越频繁。按照中国官方的定义：“参与人数在300人以上、1000人以下，为重大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在1000人以上，为特别重大群体性事件”。按照这样的定义，目前中国，一周内至少有一起重大群体性事件，而2周内，至少有一起特别重大群体性事件。
自2月20日茉莉花运动开展以来，南京梧桐树、守望教会户外聚会、上海工人罢工、四川阿坝藏人、宋庄艺术家活动等等群体事件层出不穷，少则300人，多则数千人，这些群体事件构筑了茉莉花运动的基石，是广义上的茉莉花运动。
5月以来，各地群体事件接连不断，这些事件反映了官民矛盾更加加剧的现状，强化了群体事件持久化、全局化的未来走向。5月12日开始，江苏南京数千工人连续三天上街游行，当局出动了1500警察，用多辆货柜车堵着游行道路。5月14日，湖北省襄樊市一名军人因一位过路老人挡住去路，竟大肆辱骂老人并悍然拔枪威胁。聚集民众最多时达到1500人以上；5月16河南全省上千复转军人在河南省委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5月16日吉林省近千名民办教师聚集到省政府门前上访；5月26内蒙古锡盟西乌旗政府前两千多人抗议，悼念维权牧民莫日根、捍卫蒙古人草场权利，呼和浩特学生、居民也在进行大游行、大抗议。网上说继西藏、新疆后，内蒙人民大起义爆发了。
上述的5起群体事件，虽分别事关复转军人、民办教师、军民矛盾、下岗职工、土地矿山问题，都是很具体的民生权利。但这些具体民生权利的诉求，对于抗争来说，也是非常有效果的：一方面因为它们没有直接涉及政治权利而会减少当局对参与者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由于是民众最为迫切的权利所以易于号召民众、聚集力量进行更大规模抗争。民生主题，应该成为一段时间以来群体事件、茉莉花运动的主题；民生问题，也是当年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其中的要义之一。
国内形势的第二个特点是茉莉花运动将群体事件全局化、一体化、持久化了。2009年 12月于建嵘在苏州演讲时断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群体事件仍然会以有限范围的孤立事件形式而存在，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维持很长时间、能影响全局的社会运动。只要执政者治理得当，中国完全可以避免可能发生的社会动荡”。维稳者有维稳的自信，这个自信就在于群体事件没有全局化、持久化、统一化。2月20日开始的茉莉花运动正好填补了这个需求，每个周日固定时间和地点的聚集，已经开始了使群体抗争活动持续化、全局化的努力。只要我们坚持下去，茉莉花运动就会引领各种群体抗争活动，成为主轴和旗帜。
国内形势的第三个特点是中共高层激烈内斗会引发社会大动荡。薄熙来的“唱红打黑 ”、乌有之乡起诉茅于轼老先生等等事件表明毛主义者越来越猖獗。但最近刘少奇之子刘源不高兴了，刘邓路线与毛主义的斗争将重新开始。而且薄熙来、习近平等人都是胆大妄为的人，与胡锦涛、温家宝的谨小慎微不一样，他们的斗争动作幅度会非常大，宫廷斗争将演化为社会动荡，一旦社会的僵局被打破，中国就会有变局的可能。
针对以上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应该有哪些应对策略呢？我认为我们要打好国际国内两个战场。
针对国际方面，我们要努力使西方、中东、中国新大三角关系重新整合，以新疆穆斯林问题为突破口，使西方与中东联手对付中共。要让中东国家看到残害穆斯林、迫害伊斯兰教的恰恰是中共政权，所以联手西方国家对付摧残穆斯林信仰的中共政权，是中东国家的不二选择。
另外，我们要扩大宣传，使西方国家将中共作为头号敌人。我们要让美国等西方国家切实看到中共政权对全世界普世价值的践踏，看到中共政权是继本拉登恐怖势力后头号人类文明的公敌，它对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自然环境的破坏，已经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假如国际社会再不遏制中共政权，那么就会重演二战前英法等国姑息、绥靖希特勒德国的悲剧。而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将中共政权列为头号敌人，诸如前苏联、本拉登一样，而后者注定要被彻底铲除的。
在国际战场上，我们还应发起取消中共联合国会员国资格运动。从1949年来中共通过苏联、第三世界国家削尖脑袋进入联合国，最终因为美国等让步它进入联合国。中共政权无论怎样野蛮、流氓、目中无人，他对联合国还是满在乎的。中国人权活动家就应该聚焦中共政权真正在乎的得失所在、打好“联合国战场”这个抗争题目，依据被中共践踏的联合国宪章和各种人权公约，不仅要求中止人权理事国地位，甚至要求把它开除出联合国。如果真能使它失去联合国的地位，那么造成中共政权与全世界为敌的“新冷战”状态，那它就岌岌可危了；就是一时不会失去联合国地位，我们的抗争也会使中共政权焦头烂额、元气大伤，若再加上国内风起云涌的群体抗争运动，那么中共政权之末日，也会很快来到！
如何打好国内战场呢？首先，我们要通过各种办法扩大高层内斗，寻求政治变局。通过网络、言论等手段造成如1979年、1989年一样局面，江胡乱斗、毛主义与刘邓路线、保守派与改革派等等，当高层出现分化、分裂的时候，是民众起义、抗争的好时候。
其次，提升和引导群体性事件。本人根据国际和台湾对抗争活动的培训体验，写就《群体性事件组织手册》一书，此书利于我们组织、策划群体事件，并使事件全局化、统一化。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并组织运作群体事件，并不断扩大事件效应，使群体事件规模不断扩大、全国开花、持久进行，民变导致兵变，最终形成辛亥革命前晚清局面。当时各地风潮涌动，清王朝顾此失彼。为了对付四川保路运动，调集湖北军队，但导致武昌防卫空虚，新兵终于首义，武昌起义引发的辛亥革命终于成功。
总之，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对我方越来越有利，我们要打好国际国内两个战场。一方面切断中共在国际上的外交，使国际社会齐来遏制中共政权。另一方面要扩大国内群体抗暴运动、民变诱发兵变、民变导致政变。我们相信：只要中东民众的街头抗争持续进行，中国民主运动也会进行下去。当全国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并实现全局化、持久化、统一化的时候，也就是中国民主运动获得全面胜利的那一天。我们热切期待那一天的到来。我们终将从胜利走向胜利！
2011年6月2日星期四
谷歌：最新Gmail攻击源自中国
谷歌公司(Google Inc.)说，中国黑客攻击了数百位知名人士的Gmail账户。这轮新的网络攻击无疑会让人们对互联网安全的担忧进一步加剧。
谷歌在一篇罕见的博客文章里说，受害者包括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及军方人员、亚洲地区官员、中国活动人士和新闻从业者。在诱骗之下，他们向位于中国的“坏人”分享了自己的密码。攻击者从而得以阅读并转发受害者的电子邮件。
谷歌曾在2010年认定中国对它的电脑网络发动了一轮攻击。谷歌说，它最近发现了上述攻击行动，源头疑为中国济南，并且是针对某些个人发动的。
在华盛顿，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和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说，他们正在与谷歌一起调查这些攻击。
济南是一座大城市，位于北京以南约250英里（400公里）。据美国国会一个研究中国的委员会于200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解放军其中一个技术侦察局就位于济南。这些侦察局隶属于中国监管国家安全的部门。
谷歌安全团队中的工程负责人格罗斯(Eric Grosse)在周三的一篇博客文章里写道，最新攻击行动的目的似乎是监测这些用户的电子邮件内容。他说，谷歌向受害者通告了这些攻击行为，对他们的账户做了防护，并“通报了相关政府部门”。他还说，谷歌的系统并没有受到黑客攻击。
谷歌Gmail用户超过2亿。该公司拒绝谈论受影响者的身份、它是怎样将这些攻击行为追溯至济南的，以及幕后主使可能是谁。
最新这轮攻击，是一连串涉及公司和政府电脑群的麻烦事件的延续。这些事件暴露了数百万用户的私密信息，并使人担心政府机密的安全。上周，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 Corp.)公司说，它已侦测到针对其电脑群的一轮重大攻击。
微软公司(Microsoft Corp.)一位发言人说，该公司不知道其电子邮件服务Hotmail的客户有没有遭到类似攻击，但他说，钓鱼式攻击是业界面临的一个持续挑战。雅虎(Yahoo Inc.)一位发言人拒绝评论雅虎用户有没有遭受类似攻击，但她说，我们非常认真地看待安全问题，若发生攻击，我们将采取适当措施。
谷歌最新披露的内容没有提及中国政府参与其中的可能性。一位知情人士说，自从2009年12月的那次攻击行动之后，谷歌的系统多次成为中国黑客的攻击对象。
安全公司iSEC Partners首席执术长斯塔莫斯(Alex Stamos)说，谷歌披露最新这轮攻击来自于济南并针对美国官员、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和其他“只有中国政府感兴趣”的人员，似乎就是在指责中国政府。
济南是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所在地。这是一所传授电脑技术的职业学校。专门研究中国的网络安全专家穆尔维农(James Mulvenon)说，曾经有人企图利用电子邮件向一家国防承包商发起定向攻击，蓝翔技校就是其中的一个源头。
穆尔维农说，这所学校的在线人数曾经创下吉尼斯(Guinness)世界纪录。他说，如果换了我来寻找某个地方作为掩护，蓝翔技校将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蓝翔技校行政办公室一位接听电话的女性说，此事与该校无关。
作为对2009年那一轮攻击的应对之举，谷歌在2010年将位于中国的搜索服务转移至香港，并不再遵守中国政府有关必须审查搜索结果的规定。此前，谷歌从2006年推出位于中国的搜索站点以来一直遵守这方面规定。现在是中国自己的互联网内容过滤机制在审查谷歌的搜索结果。
谷歌董事长施密特(Eric Schmidt)周二说，自2009年那次攻击以来，该公司对其安全系统做了完善。施密特在《华尔街日报》“D9: All Things Digital”大会上接受采访说，谷歌的防护力度已经比一年前大大加强。
施密特说，谷歌曾发现“大量其他公司受到类似攻击”。这暗示很多公司并不报告此类事件。他说，对这些事情最好是做到透明。
谷歌最新博客文章说，该公司部分参照了独立研究人员帕库尔(Mila Parkour)发布的一篇博客文章。帕库尔2月曾撰文说Gmail用户受到了攻击，并出具了例证。
帕库尔在其名为“Contagio Malware Dump”的个人网站上一篇于2月17日刊登的博文中写道，这一轮攻击远远算不上新颍或复杂，但采用的方式“特别具有侵入性”，所以她想把相关信息发布出来。
她说，受害者接收到似乎是发自受信任联系人、美国国务院或国防部的“欺骗邮件”，其中包含指向一个仿冒Gmail登陆页面的链接。一旦用户在这个页面上尝试再次登陆，黑客就会收集他们的密码。
她说，受攻击的邮件接收者是研究国防、政治事务、国家安全的政府和非政府雇员，或是国防部或军方人员。她还说，这轮攻击行动始于一年多以前。
据斯塔莫斯估计，钓鱼式攻击约占电子邮件攻击的20%到30%。他还说，针对某些个人的“鱼叉式钓鱼”更难让公司侦测到。他预计Gmail新的安全升级将成为在线电子邮件服务提供商采用的一个标准。这种升级允许谷歌识别用户登陆账户时主要使用的手机或电脑，从而有助于防范类似攻击。
Amir Efrati/Siobhan Gorman
来源：华尔街日报
链接：http://cn.wsj.com/gb/20110602/tec183824.asp?source=UpFeature
谷歌在一篇罕见的博客文章里说，受害者包括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及军方人员、亚洲地区官员、中国活动人士和新闻从业者。在诱骗之下，他们向位于中国的“坏人”分享了自己的密码。攻击者从而得以阅读并转发受害者的电子邮件。
谷歌曾在2010年认定中国对它的电脑网络发动了一轮攻击。谷歌说，它最近发现了上述攻击行动，源头疑为中国济南，并且是针对某些个人发动的。
在华盛顿，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和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说，他们正在与谷歌一起调查这些攻击。
济南是一座大城市，位于北京以南约250英里（400公里）。据美国国会一个研究中国的委员会于200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解放军其中一个技术侦察局就位于济南。这些侦察局隶属于中国监管国家安全的部门。
谷歌安全团队中的工程负责人格罗斯(Eric Grosse)在周三的一篇博客文章里写道，最新攻击行动的目的似乎是监测这些用户的电子邮件内容。他说，谷歌向受害者通告了这些攻击行为，对他们的账户做了防护，并“通报了相关政府部门”。他还说，谷歌的系统并没有受到黑客攻击。
谷歌Gmail用户超过2亿。该公司拒绝谈论受影响者的身份、它是怎样将这些攻击行为追溯至济南的，以及幕后主使可能是谁。
最新这轮攻击，是一连串涉及公司和政府电脑群的麻烦事件的延续。这些事件暴露了数百万用户的私密信息，并使人担心政府机密的安全。上周，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 Corp.)公司说，它已侦测到针对其电脑群的一轮重大攻击。
微软公司(Microsoft Corp.)一位发言人说，该公司不知道其电子邮件服务Hotmail的客户有没有遭到类似攻击，但他说，钓鱼式攻击是业界面临的一个持续挑战。雅虎(Yahoo Inc.)一位发言人拒绝评论雅虎用户有没有遭受类似攻击，但她说，我们非常认真地看待安全问题，若发生攻击，我们将采取适当措施。
谷歌最新披露的内容没有提及中国政府参与其中的可能性。一位知情人士说，自从2009年12月的那次攻击行动之后，谷歌的系统多次成为中国黑客的攻击对象。
安全公司iSEC Partners首席执术长斯塔莫斯(Alex Stamos)说，谷歌披露最新这轮攻击来自于济南并针对美国官员、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和其他“只有中国政府感兴趣”的人员，似乎就是在指责中国政府。
济南是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所在地。这是一所传授电脑技术的职业学校。专门研究中国的网络安全专家穆尔维农(James Mulvenon)说，曾经有人企图利用电子邮件向一家国防承包商发起定向攻击，蓝翔技校就是其中的一个源头。
穆尔维农说，这所学校的在线人数曾经创下吉尼斯(Guinness)世界纪录。他说，如果换了我来寻找某个地方作为掩护，蓝翔技校将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蓝翔技校行政办公室一位接听电话的女性说，此事与该校无关。
作为对2009年那一轮攻击的应对之举，谷歌在2010年将位于中国的搜索服务转移至香港，并不再遵守中国政府有关必须审查搜索结果的规定。此前，谷歌从2006年推出位于中国的搜索站点以来一直遵守这方面规定。现在是中国自己的互联网内容过滤机制在审查谷歌的搜索结果。
谷歌董事长施密特(Eric Schmidt)周二说，自2009年那次攻击以来，该公司对其安全系统做了完善。施密特在《华尔街日报》“D9: All Things Digital”大会上接受采访说，谷歌的防护力度已经比一年前大大加强。
施密特说，谷歌曾发现“大量其他公司受到类似攻击”。这暗示很多公司并不报告此类事件。他说，对这些事情最好是做到透明。
谷歌最新博客文章说，该公司部分参照了独立研究人员帕库尔(Mila Parkour)发布的一篇博客文章。帕库尔2月曾撰文说Gmail用户受到了攻击，并出具了例证。
帕库尔在其名为“Contagio Malware Dump”的个人网站上一篇于2月17日刊登的博文中写道，这一轮攻击远远算不上新颍或复杂，但采用的方式“特别具有侵入性”，所以她想把相关信息发布出来。
她说，受害者接收到似乎是发自受信任联系人、美国国务院或国防部的“欺骗邮件”，其中包含指向一个仿冒Gmail登陆页面的链接。一旦用户在这个页面上尝试再次登陆，黑客就会收集他们的密码。
她说，受攻击的邮件接收者是研究国防、政治事务、国家安全的政府和非政府雇员，或是国防部或军方人员。她还说，这轮攻击行动始于一年多以前。
据斯塔莫斯估计，钓鱼式攻击约占电子邮件攻击的20%到30%。他还说，针对某些个人的“鱼叉式钓鱼”更难让公司侦测到。他预计Gmail新的安全升级将成为在线电子邮件服务提供商采用的一个标准。这种升级允许谷歌识别用户登陆账户时主要使用的手机或电脑，从而有助于防范类似攻击。
Amir Efrati/Siobhan Gorman
来源：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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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1日星期三
为了我们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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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更新日期：2011年05月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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