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第九章
作者：王天成
关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路径，晚清曾发生“革命”还是“改良”的激烈交锋。结果是，革命派占了上峰。1989年之后，这一争论以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的出版为标志，被重新激活。这次，总体上则是改良派取得了胜利。然而，细察一下会发现，这一争论具有很强的误导性。如果“革命”只是指传统的暴力革命，争论其实已经过时了，不过是在争执一个基本上属于虚拟而非真实的问题。这样说不是因为人民没有拿起武器推翻暴政的权利，那样的权利无疑是存在的。可是，生活在热兵器的时代，已经没有合适的武器进行暴力革命。
“在1985年波兰军管期间，米奇尼克在他的《狱中书简》里，回答了经常是西方记者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团结工会从一开始就声明放弃暴力？米奇尼克说他担心暴力革命可能扭曲民主运动的性质。再有，米奇尼克讲的很干脆：‘我们没有枪’。”（注1）没有枪，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暴力革命曾有过其时代，但那样的时代已然逝去。
但是，“革命—改良”之争之所以具有严重的误导性，不仅仅因为暴力革命在当今的时代已不现实，还在于它将人的思维导向、局限于两个极端——要么“革命”、要么“改良”，似乎只有这两种可能。
大家知道，在这场争论中，“改良优于革命”成为许多人的共识，可是“改良”如何才可能发生，亦即民主转型的动力机制在哪里呢？尽管不是所有的改良派都天真到以为改良会自动发生，但由于“革命-改良”论争的极端性，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被过滤掉了。结果是，不断有人呼吁、劝导政府改革，更多的人在等待、盼望政府改革，似乎这样下去，民主转型终究会发生。然而，民主转型是不能靠呼吁和等待而得来的。经验表明，如果没有足够的人采取实际抗争行动，一个臭名昭著的独裁政权也是可以长期存在下去的，被盼望的改革也许永远不会发生。
美国政治学家基恩?夏普（Jene Sharp）毕生致力于非暴力抗争研究，他在其最新著作《自我解放》中写道：“许多善良的人假定，如果他们足够强烈地谴责压迫，而且反对的时间足够长，所期待的变革就会以某种方式发生。这个假设是错误的。”（注2）
所以，本文在此着重讨论为什么不能将未来寄托在当权者的自我醒悟上，而必须通过非暴力抗争来争取自由、民主。不过，此一讨论仍然需要先回到暴力革命问题上。因为在“革命—改良”之争中，改良派取得了胜利，但是在相信政府不会自动改革的人中，仍然有人主张必须诉诸暴力革命（注3）。暴力革命思想的根源并不难找到。大家知道，共产党是依靠暴力革命起家的，它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影响了很多人。其政权之残暴、专横，长期以来对于异议人士、异议运动的严厉镇压，也在不断打击一些人对于非暴力抗争的信心。人们有一种普遍的无力感，有些人自然会想到只有暴力革命才有足够的力量打垮专制。
然而，应该清楚，暴力革命已不再是在当今时代的选择，它既不现实也不恰当。首先，前面说过，在这个热兵器时代，政府垄断了武器。所以，那些主张暴力行动的人，通常只是年复一年地谈论暴力的必要，散布对非暴力的不信任，却并没有条件发动暴力革命。其次，即使能找到某些武器、人员发起行动，也将很难避免是以己之短攻彼之长，面对的是对手绝对的优势。“独裁者几乎总是在军事硬件、弹药供应、交通运输和军队数量上居于优势。除了勇气外，民主派并非（几乎总不是）对手。”结果是，被残酷、野蛮地镇压下去（注4）。其三，正如许多论者早就说过的，即使暴力抗争取得成功，产生的也很可能是新独裁政权，以专制取代专制。这是因为军事行动会将资源集中起来，形成新的专断权力体系，造就可以实施专断统治的军事强人。回顾历史，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拿破仑，以及我国的袁世凯、蒋介石，都是这样的人物。
与暴力革命不同，非暴力抗争依靠的是民众自身的力量和资源。这决不是说可以轻易开展起有效的非暴力抗争，但是非常明显，力量、资源就潜在于每个人自身和周边。如果想采取非暴力行动，只要有决心和勇气，就不会找不到机会和相应方式。暴力行动为迅速、残酷的镇压提供了充分理由，但是非暴力行动却会使镇压陷入道德上的困境。军人、警察面对和平抗议人群，没有遭受伤害、死亡的风险，他们在是否要执行命令予以坚决镇压的时候，也相对更难以下决心（注5）。尽管非暴力行为也经常遭到镇压、惩罚，有时并且会受到严厉的镇压、惩罚，但是相对而言，参与者所承受的制裁、苦难风险，要比在暴力行动中小。由于这个原因，普通人相对而言更容易克服内心的恐惧加入进来。而一旦克服了内心的恐惧，将会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随着抗议人数的增加、抗议规模的扩大，镇压、统治机器将会失灵，统治集团将会被撕裂。那个时候，转型的时机就会来临,并且，在非暴力行动中，民众、社会的力量得到了积累、发展，这便为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巩固奠定了社会基础。
为了进一步说明非暴力抗争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在此要特别介绍基恩?夏普（Jene Sharp）关于政治权力的思想。他的著作对于一些国家人民争取自由的运动起过重要作用。在《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原理》中，夏普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政治权力并非内在于统治者，而是来源于社会。例如，被认为有权力发号施令，服从、合作或提供协助者所占的人口比例，为统治者提供服务的人的知识、技能，统治者所掌控的财产、经济资源、通讯工具等（注6）。而所有这些权力来源都依赖于人们的服从，它们正是独裁者的阿基里斯之踵（Achilles’Heel）：如果人们撤回对独裁者的服从、支持，就切断了其权力来源，专制政体就会陷入瓦解。
专制政权往往看起来非常强大、无懈可击，而反对派却显得极其弱小、没有效率和力量。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专制政权也是有弱点的。反对派应该发现、分析专制政权的种种弱点，集中攻击其弱点，以削弱对方、增强自身（注7）。为此，需要制定包括大战略（grand strategy）、战略（strategy）、战术（tactics）和方法（methods）在内的计划（注8）。非暴力抗争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夏普在《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原理》中就从过去的案例中总结出了198种方法，它们被归为“非暴力抗议和说服”、“非暴力不合作”、“非暴力干涉”三大类（注 9）。非暴力行动也会有伤亡，但要比暴力行动小得多。
夏普认为，非暴力抗争会以四种机制引发变革。其一是“转变”（conversion）,对方阵营一些人被镇压带给非暴力抗争者的苦难所感动，或者被非暴力抗争者所说服，因而接受抗争者的目标，但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非常小；其二是“容纳” （accommodation）,如果所涉事项不是根本性的，抗争者的要求在统治者看来并不具有威胁性，而且抗争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统治者可能会与抗争者达成一项协议平息事态，例如，许多罢工就是这样处理的；其三，“非暴力强迫”（non-violent coercion），统治者事实上失去了控制局势的能力，被迫接受抗争者的要求；其四，“瓦解”（disintegration）,统治者失去了任何控制能力，连投降的力量都不够，政权崩溃。（注10）
在过去数十年中，除却像葡萄牙那样的极少数例外，其他多数转型都由非暴力抗争所驱动或争取而来，这充分证明了非暴力抗争的力量。经常有人说，非暴力不合作并不适合于中国，因为统治者极其残暴。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正如基恩?夏普所说，非暴力抗争适合于所有的专制政体；所有的专制政体都是有弱点的（注11）。如果说非暴力抗争不适合于特别残暴的专制政体，暴力抗争就更加不现实了。
在任何专制政体下，非暴力抗争都是困难的和有风险的，在有些专制政体下则更困难、风险更高一些。终结专制是人类面临的最复杂、艰巨的任务之一。在控制特别严格、抗争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不仅不应丧失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相反，应更加坚信必须诉诸非暴力抗争，研究其战略、战术、方法，拿出创造力和想象力。
事实证明，中国人是不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例如，针对政府对于游行示威的严密封杀，近些年来，维权人士发明了“散步”、“围观”的街头运动新方式。这符合非暴力抗争中的“迂回战术”（indirect approach）原理，亦即以当权者不便于采取严厉措施的议题、方式，撕开裂口（注12）。
就当今中国的情况而言，问题不在于是否应当坚持非暴力抗争，而在于如何使非暴力抗争更加有效。这就需要研习非暴力抗争的原理、战略、战术、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非暴力抗争的计划，走向“战略性非暴力抗争”（strategic nonviolent action）。相较于暴力行动，有效的非暴力行动是温和的，但决不是软弱的，它是一种强有力的“柔道”。
过去20年来，尽管一直有反对派在抗争，但由于不少人将希望寄托在依靠政府渐进改革上，还有不少人对非暴力抗争信心不足，因而对于非暴力抗争的战略、战术、方法研究探讨非常不够，这反过来又影响了不少人对于开展非暴力抗争的信心和决心。
不过，进一步讨论非暴力抗争的战略、战术、方法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建议读者仔细研读相关著作，特别是基恩?夏普的《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原理》、《从独裁到民主》、《自我解放》（注13）。我将转而对中国民主转型最可能在什么情境下发生，作一预测。为此，请读者先用下表重温一下1989年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抗议风潮。
表3 1989年《纽约时报》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运动的头条新闻
2月6日：（ 华沙）华沙开始与团结工会谈判
3月26日：（莫斯科）苏联人尝试1917年以来最自由的选举
4月2日：（哈瓦那）戈尔巴乔夫访问古巴，受到卡斯特罗拥抱
5月4日：（北京）催促中国民主，10万人突破警察封堵
5月13日：（地拉那）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表示国家将民主化但继续实行社会主义
5月13日：（北京）中国的民主英雄：戈尔巴乔夫
5月17日：（北京）100万中国人游行，加大压力要求变革
6月4日：（北京）军队进攻、镇压北京抗议者；数千人还击，许多人丧生
6月8日：（华沙）华沙接受团结工会的压倒性胜利和党的颜面扫地失利
6月11日：（北京）民主运动：结束了——暂时地
6月16日：（布达佩斯）领导1956年反叛的匈牙利人被当作英雄安葬了
10月15日：（西柏林）东德的运动被后继者超越
11月4日：（东柏林）50万人东柏林集会要求变革；移民被许可前往西柏林
11月20日：（布拉格）20万人布拉格游行，变革呼声高涨
25月25日：（布拉格）布拉格共产党领导人辞职；新党魁，48岁，一匹黑马；35万人集会欢呼杜布切克
11月26日：（布达佩斯）匈牙利举行42年中首次自由选举，避免了一场杯葛
11月27日：（布拉格）数百万捷克斯洛伐克人继续给党施压，两小时总罢工
12月4日：（布拉格）抗议集会重现布拉格，要求新政府下台
12月24日：（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军队在首都得手，但战斗仍在继续
来源：该表格取自查尔斯?铁利（Charles Tilly）《社会运动，1768-2004》（Social Movements，1978-2004），英文版第72页。
在当代中国历史中，1989年无疑是最令人刺疼、伤悲的一年。那一年，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开启了转型的契机，但最终与转型失之交臂，而在东欧被终结的则是共产主义，民主自由取得了胜利。那么，在未来中国，是否还要重现大规模的抗议才能再次获得转型的契机呢？我认为，中国民主转型只可能在两种情形下发生：一是社会的反叛导致控制成本大幅攀升、政府难以承受控制成本，也就是政府正在失去控制、如不顺应变革的要求将会失去控制的时候，此时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温和派并取得相对的优势，开始政治上的开放；另一种情况是，在上述情形下，统治集团内没有及时分化出温和派，或者虽然分化了，但温和派并没有取得相对于强硬派的优势，结果，局势进一步变化，最终发生更大规模的抗议导致政权瘫痪、瓦解。
这里要顺便介绍一下英国一位历史学家对东欧国家转型的解读。提摩太?伽等?阿什（Timothy Garden Ash）曾长期在东欧作记者，是那个地区民主转型的现场目睹者。他认为，1989年发生在匈牙利、波兰等国家的历史性事件，是革命（revolution）与改革（reform）的混合。“有由统治的共产党内少数人领导的强烈和本质性的、‘自上至下’的变革因素，也有‘自下至上’ 的、关键性的民众压力因素”。所以，他将英文revolution(革命)和 reform(改革) 两个词合而为一，生造了一个词refolution（注15）。这个词在中文无法有对等翻译，所以，我在这里也生造一个词，将其译为“革改”。它的意思是：“革命＋改革”。我相信，中国不可能经由许多学者所想象的渐进改革建立民主，她需要一场革改。
在此，还要提到国际话语的一个新变化，就是“革命”再次在一些政治作品中流行起来。但是，流行的并不是传统意义的，也就是从美国《独立宣言》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两个多世纪中被普遍信奉的“革命”概念。传统意义的“革命”，其基本特征是以民众参与的暴力行动夺取政权来建立新制度。今天再度流行的“革命”概念，指的是通过大规模的和平抗议击败独裁统治，暴力并不是定义性特征。这一新的、当代的“革命”概念，最早或许应该追溯到1989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人，他们将自己终结共产专制的街头抗议称为“天鹅绒革命”（天鹅绒柔韧有力）。不过，使得这一新“革命”概念广泛传播的，主要是进入本世纪后为了推翻被操控扭曲的选举而发生在格鲁吉亚、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的大规模抗议（注16）。那些抗议一致被称为“颜色革命”，例如在格鲁吉亚被命名为“玫瑰革命”（2006年），在乌克兰则是“橙色革命”（2006年）。
本文第二章曾提到，精英人物的选择、策略对于民主转型的发生与成功至关重要。本节着重探讨了反对派或者说民间精英为什么要坚持非暴力抗争并使其更有效。下面将讨论舞台上的另一个关键角色统治精英的分裂。
注释：
1．胡平《非暴力抗争不适用于极权专制国家吗？》（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33期，2010年8月26日。http://is.gd/GB7BJd）。
2．Jene Sharp：Self-liberation: A Guide to Strategic Planning for Action to End a Dictatorship or Other Oppression,p.2(The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2009)。
3．在我20余年的异议生涯中，我经常听到有人说没有暴力革命不可能推翻共产党统治。2008年初到美国后，我发现，“暴力”与“非暴力”是海外流亡民运人士聚会时最经常辩论的话题之一。
4．Jene Sharp：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p.4(Albert Einstein Institute，2003)
5．Jene Sharp：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 (1973),p.753。甘地曾说：“一支曾踏过无辜男女尸体的军队，却可能无法重复这样的经历”（转引自Jene Sharp该书753页）。
6.参见Jene Sharp: 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pp.8-16。
7.参见Jene Sharp：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pp.21-25。
8.参见Jene Sharp：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pp.37-39. 他的最新著作Self-liberation则是专门讲述如何制定战略的。
9.参见Jene Sharp: 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Part Two。该书是迄今关于非暴力抗争最重要的著作，共分3卷，其中第2卷专门论述非暴力抗争的方法。
10.参见Jene Sharp：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pp.31-32；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pp.705-754。
11.参见Jene Sharp：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p.23、p.27。
12.关于迂回战术的论述，请参见 Jene Sharp: 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pp.495-496。
13.基恩?夏普（Jene Sharp）的著作是迄今关于非暴力抗争最权威、系统、富于启发性的论述，被译成30多种文字，对不少国家的民主运动产生过重要影响，值得所有追求自由的人士仔细阅读，本人在此强力推荐。他的著作有：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 (1973), Gandhi as a Political Strategist (1979), Social Power and Political Freedom (1980), Making Europe Unconquerable (1985), Civilian-Based Defense (1990),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1993, 2002, and 2003), Waging Nonviolent Struggle: Twentieth Century Practice and Twenty-First Century Potential(2005)，Self-liberation: A Guide to Strategic Planning for Action to End a Dictatorship or Other Oppression（2009)。
他的大部分著作都可以在爱因斯坦研究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e）网站上找到电子版，其中有些著作，例如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从独裁到民主》），已经被译成了中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点击这个链接下载英文和中文电子版：http://www.aeinstein.org/organizations892f.html。不懂英文的读者，可以请朋友帮忙下载中文电子版；也可以与我联系，我乐意效劳。
14.Timothy Garton Ash: We the People: The Revolution of 89,p.14.
15.同上。
16.参见Charles H. Fairbanks,Jr.: “Revolutions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8, Number 1 January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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