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未定、转折已至的埃及巨变，吸引了所有关心中国前途的华人予以空前的关注。街谈巷议，众说纷纭。二十多年前，几乎是同样的场面，却呈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在埃及人万众欢呼的当口，中国人却只能捶胸顿足，或者暗自垂泪。眼里看着埃及，心里念着中国。悲观，乐观，不一而足。
埃及这场巨变，有两个80后的年轻人，成为最令人瞩目的公众形象。一个是引发巨变的哈立德.萨伊德(Khaled Mohamed Saeed, 通常写作Khaled Said)，一个是谷歌公司的雇员，叫做威尔.谷奈姆(Wael Ghonim)，两人分别于1982年和1980年出生。此萨伊德可不是彼萨伊德，不是被中国新左们捧作思想明星的那个巴勒斯坦裔的美国教授，而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埃及新生代。平生喜欢计算机、音乐、业余作曲和摩托车，其形象颇类于上海青年韩寒，虽然并没有喜欢写作和发表意见的业余爱好。他的不幸是被无辜迫害致死，他的有幸是成为一个抗议专制独裁的象征性符号，导致千百万埃及人异口同声地告诉埃及专制当局、告诉全世界：我们都是萨伊德！
另一个八0后的埃及新生代，威尔.谷奈姆的作为和贡献，对于这场巨变、尤其是对于向往民主政治的中国人，更加意味深长。当他准备从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中抽身、转而投身充满风险的抗争时，没有发表慷慨激昂的声明，没有发出号令天下的宣言，而只是向公司轻声轻气地请个假：家里有点儿事。这类细节也许曾经出现在好莱坞电影里，某个普通人准备赴汤蹈火时，就这么跟人道别。这类细节很少出现在中国人的故事里，尤其不会出现在中国人拍的电影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反对派运动，有太多的声明，太多的宣言，而几乎没有如此平常的请假。
因为声明和宣言，都是英雄的标志，拯救芸芸众生的标志，甚至曾经是解放全人类的标志。但请假，却是一个普通人准备作出的极其低调的奉献。请假意味着，也许是一去不复返；请假更意味着，即便此行大功告成，也照样回来继续上班。中国人喜欢讲什么什么精神，假如要给这样的请假贴上一个精神的标签，那么只能说是，义工精神。
倘若要把义工作为一种文化来论说，那么中国人应该发现，在中国文化的传统里，没有义工这一说。中国人有侠义的传统，那句风萧萧兮易水寒，被唱了几千年。既唱出过豪侠壮举，也被夸张成了痞子运动。听说，最近的说法叫做让子弹飞一会。正是因为没有义工传统，所以中国人读西方文化，能够读懂罗宾汉故事，但读不懂德兰修女的故事，读不懂在西方世界司空见惯的诸多义工故事。
义工，英语叫做Volunteer。大凡在美国生活过或者读过书的中国人，全都知道。但知道义工的中国人，却大都把义工看作是中国式的好人好事之类的世俗作秀，道德标榜；而不知道这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情怀。更不曾想到，义工，竟然会以无心插柳的方式，给埃及带来那么巨大的变化。
历史不能假设，但假设却可以成全历史。假设一九八九年，中国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懂得为这个民族做一次义工，那么局面就可能完全不同。因为惟有义工的心态，才不会计较利害得失，才不会把好不容易聚焦起来的力量，交付给某个政治利益集团，不管是开明的，还是保守的。政治利益集团再开明，也跳不出利益的考量。任何一个政治利益集团，都不会成为一个义工族群。这是义工的价值所在，也是义工超越功利而独具的审美境界。
义工所独具的境界，不计毁誉荣辱，惟有义无反顾。中国的知识精英，最缺乏的，最害怕的，就是义无反顾。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政治枭雄，几乎一致。枭雄的理论是革命，不能白革；精英的心理通常是代价，不能白付。这倒并非中国特色。西方社会，美国学府，亦然。
美国校园里的左派教授，绝对不是义工，而是靠仇富弄贫吃饭的名利之徒。为了坐实他们的左派学说，不惜颠倒黑白。他们把自己绝对不愿生活其中的专制国家，说成天堂。把人人享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美国，说成地狱。从这类教授门下混迹出来的中国留学生，不是回国卖身投靠专制当局，就是在美国校园里加入学术骗子的行列。
现代西方文化中的义工形象，很难在美国学府的人文教授群落里找到。相反，可以在好莱坞的电影明星身上发现。比如在达尔富尔做义工的米娅法萝。成为义工的一个重要特征，从来不知标榜自己。要不是米娅法萝站出来为难民仗义执言，中国人也许不会知道这个好莱坞女星，正在为苏丹难民做义工。而诸多高举后殖民理论制造者萨伊德的黄皮肤美国教授，也不会正视米娅法萝那样的义工；一如他们可能会在埃及萨伊德面前，瞠目结舌，语无伦次。
中国人最不会想到的是，正是义工的形象，打动了埃及民众，震撼了整个世界。尽管知道自己人微言轻，但依然想多说一句：这样的义工，应该是诺贝尔最心仪的诺奖获得者。假如诺奖颁发给这个埃及义工，那么与其说是义工获得殊荣，不如说是诺奖得到了信誉。
当然，事实上，威尔.谷奈姆无论在请假的那一刻，还是在坐牢、乃至在接受媒体采访的那一刻，都不会想到诺奖的存在。义工，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远远超过诺奖，乃是世人视作崇高荣誉的诺奖所无以涵盖的。
从埃及巨变中，人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要素，中国全都具备，诸如突发事件，千百万群众上街，媒体的空前关注等等；几乎所有的画面，当年都在中国出现过：民众与军队的对峙，人山人海，群情激昂，口号震天响。但比较过后，人们又可以发现，比起埃及巨变的历史时刻，在中国精英群落里似乎什么都不缺，独缺义工。那年，在北京街头做义工的，全都是无名无臭的平民百姓。即便是一尽挺身挡坦克义务的，也是普通男女学生。
义工，是不能发宣言标榜的，也不能写呼吁倡言的。义工出自百分之一百的自愿。因为义工的根本内涵在于，自由。选择的自由。其中包括沉默的自由，赴汤蹈火的自由。更包括事成之后不索取、不占位、不要任何报酬的抽身自由。义工很像侠客。但是，义工比侠客更彻底。因为义工通常不会选择暴力的方式。以暴易暴，虽然也可以成为侠义的内容之一，但中国历史上的以暴易暴，却都以改朝换代为终结。暴力的危险在于，往往使侠客变成新一任的霸主。
面对埃及巨变的中国人，都会问一个同样的问题，中国的巨变在哪里？在何时？中国古人喜欢用天时、地利、人和作为嬗变的前提和条件。倘若这样的方式可以成立，那么义工，就是三个要素之中的一个：人和。至于为什么要用人和，而不是人火，不是人发火，人愤怒，原因应该是人和要比人发火人愤怒，更具历史变化的实质意味。人一发火，就可能变成枭雄。中国的历史想要走出枭雄时代，精英能否走向义工，乃是关键之一。
埃及这场巨变，有两个80后的年轻人，成为最令人瞩目的公众形象。一个是引发巨变的哈立德.萨伊德(Khaled Mohamed Saeed, 通常写作Khaled Said)，一个是谷歌公司的雇员，叫做威尔.谷奈姆(Wael Ghonim)，两人分别于1982年和1980年出生。此萨伊德可不是彼萨伊德，不是被中国新左们捧作思想明星的那个巴勒斯坦裔的美国教授，而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埃及新生代。平生喜欢计算机、音乐、业余作曲和摩托车，其形象颇类于上海青年韩寒，虽然并没有喜欢写作和发表意见的业余爱好。他的不幸是被无辜迫害致死，他的有幸是成为一个抗议专制独裁的象征性符号，导致千百万埃及人异口同声地告诉埃及专制当局、告诉全世界：我们都是萨伊德！
另一个八0后的埃及新生代，威尔.谷奈姆的作为和贡献，对于这场巨变、尤其是对于向往民主政治的中国人，更加意味深长。当他准备从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中抽身、转而投身充满风险的抗争时，没有发表慷慨激昂的声明，没有发出号令天下的宣言，而只是向公司轻声轻气地请个假：家里有点儿事。这类细节也许曾经出现在好莱坞电影里，某个普通人准备赴汤蹈火时，就这么跟人道别。这类细节很少出现在中国人的故事里，尤其不会出现在中国人拍的电影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反对派运动，有太多的声明，太多的宣言，而几乎没有如此平常的请假。
因为声明和宣言，都是英雄的标志，拯救芸芸众生的标志，甚至曾经是解放全人类的标志。但请假，却是一个普通人准备作出的极其低调的奉献。请假意味着，也许是一去不复返；请假更意味着，即便此行大功告成，也照样回来继续上班。中国人喜欢讲什么什么精神，假如要给这样的请假贴上一个精神的标签，那么只能说是，义工精神。
倘若要把义工作为一种文化来论说，那么中国人应该发现，在中国文化的传统里，没有义工这一说。中国人有侠义的传统，那句风萧萧兮易水寒，被唱了几千年。既唱出过豪侠壮举，也被夸张成了痞子运动。听说，最近的说法叫做让子弹飞一会。正是因为没有义工传统，所以中国人读西方文化，能够读懂罗宾汉故事，但读不懂德兰修女的故事，读不懂在西方世界司空见惯的诸多义工故事。
义工，英语叫做Volunteer。大凡在美国生活过或者读过书的中国人，全都知道。但知道义工的中国人，却大都把义工看作是中国式的好人好事之类的世俗作秀，道德标榜；而不知道这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情怀。更不曾想到，义工，竟然会以无心插柳的方式，给埃及带来那么巨大的变化。
历史不能假设，但假设却可以成全历史。假设一九八九年，中国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懂得为这个民族做一次义工，那么局面就可能完全不同。因为惟有义工的心态，才不会计较利害得失，才不会把好不容易聚焦起来的力量，交付给某个政治利益集团，不管是开明的，还是保守的。政治利益集团再开明，也跳不出利益的考量。任何一个政治利益集团，都不会成为一个义工族群。这是义工的价值所在，也是义工超越功利而独具的审美境界。
义工所独具的境界，不计毁誉荣辱，惟有义无反顾。中国的知识精英，最缺乏的，最害怕的，就是义无反顾。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政治枭雄，几乎一致。枭雄的理论是革命，不能白革；精英的心理通常是代价，不能白付。这倒并非中国特色。西方社会，美国学府，亦然。
美国校园里的左派教授，绝对不是义工，而是靠仇富弄贫吃饭的名利之徒。为了坐实他们的左派学说，不惜颠倒黑白。他们把自己绝对不愿生活其中的专制国家，说成天堂。把人人享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美国，说成地狱。从这类教授门下混迹出来的中国留学生，不是回国卖身投靠专制当局，就是在美国校园里加入学术骗子的行列。
现代西方文化中的义工形象，很难在美国学府的人文教授群落里找到。相反，可以在好莱坞的电影明星身上发现。比如在达尔富尔做义工的米娅法萝。成为义工的一个重要特征，从来不知标榜自己。要不是米娅法萝站出来为难民仗义执言，中国人也许不会知道这个好莱坞女星，正在为苏丹难民做义工。而诸多高举后殖民理论制造者萨伊德的黄皮肤美国教授，也不会正视米娅法萝那样的义工；一如他们可能会在埃及萨伊德面前，瞠目结舌，语无伦次。
中国人最不会想到的是，正是义工的形象，打动了埃及民众，震撼了整个世界。尽管知道自己人微言轻，但依然想多说一句：这样的义工，应该是诺贝尔最心仪的诺奖获得者。假如诺奖颁发给这个埃及义工，那么与其说是义工获得殊荣，不如说是诺奖得到了信誉。
当然，事实上，威尔.谷奈姆无论在请假的那一刻，还是在坐牢、乃至在接受媒体采访的那一刻，都不会想到诺奖的存在。义工，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远远超过诺奖，乃是世人视作崇高荣誉的诺奖所无以涵盖的。
从埃及巨变中，人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要素，中国全都具备，诸如突发事件，千百万群众上街，媒体的空前关注等等；几乎所有的画面，当年都在中国出现过：民众与军队的对峙，人山人海，群情激昂，口号震天响。但比较过后，人们又可以发现，比起埃及巨变的历史时刻，在中国精英群落里似乎什么都不缺，独缺义工。那年，在北京街头做义工的，全都是无名无臭的平民百姓。即便是一尽挺身挡坦克义务的，也是普通男女学生。
义工，是不能发宣言标榜的，也不能写呼吁倡言的。义工出自百分之一百的自愿。因为义工的根本内涵在于，自由。选择的自由。其中包括沉默的自由，赴汤蹈火的自由。更包括事成之后不索取、不占位、不要任何报酬的抽身自由。义工很像侠客。但是，义工比侠客更彻底。因为义工通常不会选择暴力的方式。以暴易暴，虽然也可以成为侠义的内容之一，但中国历史上的以暴易暴，却都以改朝换代为终结。暴力的危险在于，往往使侠客变成新一任的霸主。
面对埃及巨变的中国人，都会问一个同样的问题，中国的巨变在哪里？在何时？中国古人喜欢用天时、地利、人和作为嬗变的前提和条件。倘若这样的方式可以成立，那么义工，就是三个要素之中的一个：人和。至于为什么要用人和，而不是人火，不是人发火，人愤怒，原因应该是人和要比人发火人愤怒，更具历史变化的实质意味。人一发火，就可能变成枭雄。中国的历史想要走出枭雄时代，精英能否走向义工，乃是关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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