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6日星期三

上海共产党高级官员比被监管异议人士更乐观:十年内肯定变天!

        编者按:其实体制内的人更明白,这个貌似强大蛮横的政权,实际上早就千疮百孔,不堪一击了!就算没有人上街,10年之内也要自己把自己玩完!

        但我们不能再等10年,这个政权存在一天,就是对无辜的民众的犯罪! 贪污腐化,没有是非正义的毒脓就会继续危害社会,毒害民众灵魂。

作者: 郑恩宠

        当局安排长期被监管的作者和上海中层干部新春聚会。 众人不避政改话题,埃及局势,说这样下去,不出十年,体制不变天要变。 现代政治文明,民意即天意。

        2月27日中国网民连续第二个周日在京沪等大城市发起茉莉花革命散步。 在北京王府井前往采访的外国和港台记者遭到驱逐,拘押,器材被扣,录像带被没收的蛮横对待。 这是美联社摄影记者被中共警察逐离王府井大街。

        埃及不到一个月的局势演变显示,看似稳固的穆巴拉克政权,早就坐在火山口上,「民亦载舟,民亦覆舟」是不变的真理。 各国的社会转型难以避免,各种不满很容易在某个骨节点上集中爆发,进而导致执政党下台。

        一月二十四日下午,温家宝前往国家信访局接见八位访民,这是中共建政六十一年来总理首次与访民面对面,中国大陆公民的抗议已从群体事件走到了抗议政治阶段。 二月九日经校友安排的聚会上,上海的一些政要与本人握手,随后近三十位局处级官员与我们夫妇共晋午餐。没想到他们对局势变化更为乐观,认为十年内「体制不变,天要变」......

温家宝首见访民,下面不给面子

        面对二千万访民大军,每年近百万人次进京上访,温家宝听取了对强拆、征地、拖欠工资、劳务派遣、土地承包和一百三十九万「老工伤人员」等问题的举报。 这也许与毛泽东当年接见红卫兵「五大领袖」类同,利用数千万红卫兵打倒「刘邓」后一脚踢去上山下乡......

        一月二十八日国家信访局宣传处覃爱民处长表示:不给面见总理的访民开绿灯,反映的情况需要核实,反映的「同一类型的社会问题」,都要研究解决,​​必要时还要对现有的法律法规讨论和修订,「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在温家宝见访民前的二○一○年十二月一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景汉朝宣布:最高法院制定出台了《人民法院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办法》,除少量全国重点重复信访案件由最高法院进行程式终结外,授权各省、市高级法院对地方信访老户进行终结,报最高法院备案。 终结的案件,统一汇总报中央政法委,国家及各部门信访局,终结案件不再重复办理。 表明中共今后对初访者外,将一律关闭上访之门。

        二○一一年农历新年到来,当局允许我在十天内与亲友来往。 二月三日农历春节,我到教堂参加新年祷告会,见到了「黑头发多,戴眼镜多,孩子多,农民工多」。 去年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媒体的公开报导中,接见海内外宗教领袖和团体达五十次以上,而二○○九年只是近三十次......

安排我和中级干部见面谈话

        同一天奥巴马总统邀请李苏滨、江天勇、张凯三位律师及信徒参加早餐祷告会,但被当局阻止出境。 二月三日是中国春节年初一,当天既不是美国节假日,也不是基督教的礼拜日,奥巴马给中国三位基督徒律师的礼遇超过了胡锦涛。 基督徒按《圣经》以弟兄姐妹相称,这或许是对胡锦涛访美期间,郎朗弹奏侮美钢琴曲,以一个奥巴马式的回敬。

        同日我接到二月九日上午参加一位四十年前中学老师追悼会的通知。 本人一些黑龙江兵团工作时期同事和文革之初参加「炮打张春桥」的校友中,有现任上海人大副主任、副市长、局级干部,他们到场后一个个主动向我打招呼并握手相拥。 其中一位是吴邦国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时的「一秘」──上海市委秘书长,一九六八年八月六日乘同一列车厢的火车到黑龙江省密山县,解放军黑龙江兵团第六师四十二团四连,曾睡在一个炕上并相处来往了近三十年。 因出席追悼会的人很多,蒋美丽不是同校毕业,就站在大厅外的广场上。 当吴邦国的「一秘」与我握手之后,特意让我叫蒋美丽进入大厅再次握手,表示善意......

        会后有近三十位局处级干部和媒体资深编辑特意安排我们前往徐家汇天钥桥路旁的鸭王大酒家共晋午餐和合影。 虽在席间各自尽量避开敏感话题,但这些校友还是告知了一些内幕。 当年陈良宇委托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现人大主任)刘云耕,在全市局级干部会上宣布「郑恩宠案是经市委常委集体研究签字决定并向中央保证办成铁案的,谁也不要想翻案」。 对法轮功,他们个人采取「三不一明白」的态度,「不参加、不支持、不反对、心里明白,并非邪教」,让老江一人承担。

        涉及腐败、政改、埃及等问题,没想到他们比我更乐观,当谈到自己这辈子是不可能平反时,他们几乎认为「这样下去,不出五年,最多十年,体制不变天要变」。 在座九位局级干部均参加过中央党校的培训,均在相关内部刊物上见到我在海外,特别是《开放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这些校友的子女大部份在海外,一再表示要帮助我到上海的高干医院──华东医院检查身体......

中国群体性抗议已走到政治层面

        二○一二年中共高层将在十八大上换届,对于「人亡政息」并非没有危机感,对公民群体性抗议已走到政治层面的研究,比任何人都认识到危机所在。 例如同济大学教授谢岳的《抗议政治学》、《当代中国乡村群体性事件与政治稳定研究》、《和谐社会建构过程中的抗争与政治稳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的《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底层立场》和《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剥夺穷人生存权就会同归于尽》、《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底层政治:对话和演讲》等在年初相继出版。

        大陆农民通过一系列极端方式抗议,现行的土地政策已触及他们最底线的生存伦理。 底层的集体抗议,是对中共不合理政策的一种反应,大量上访、激进堵路、围攻官员、掀翻汽车和自焚,其势头不亚于突尼斯和埃及民众的街头抗议。 抗议本是促进社会民主转型的力量,任何国家的民主转型都是和抗议政治相关。 国民集体抗议往往是政治转型的动力,大量的历史事件为公民的抗议提供了借鉴。

天价维稳拖垮地方财政

        当前参与各种抗争的公民大部份是理性的,采取的是理性的对抗方式,已被各级政府推向极端的少数抗争者也有过理性的阶段,如果和平的方式都没解决问题,他们就只能以死抗议。
    
        尽管目前公民抗议的规模较小,提出和平性、私人性的条件,尚未提出政治诉求,但随着时间累积,会对中共维稳战略构成风险。 抗议往往会演变,最初的和平抗议和合法的管道若长期得不到解决,就有可能把抗议升级到类似埃及的街头政治。

        有人认为,一些相对富裕的国民并没有出现在抗议者的队伍中,现在比较富裕阶层的利益暂没受到侵害,但一个威权体制在发展中往往会有掠夺中产阶层的阶段,高房价、高税收和腐败让这个群体由富变穷,越来越对政府不满。 中共的一些政策,将会「毁掉」中产阶层,当他们的利益被剥夺的越来越多,生存越来越困难时,最终会从抗争现场的同情者、旁观者变为抗争者。 也许中产阶层不是抗议的第一波人,但他们一旦加入抗争队伍,对中共政权是致命的,许多通过抗议阶段的民主转型国家都有相同规律。

        媒体作为公民社会的重要元素,特别是网路已在中国大陆社会抗议中起到很关键的作用。一部分知识份子介入,通过采访、写文章、建言等,对中共政策产生一些压力。 近几年一些公共知识份子、律师介入抗议队伍的状况发展很快,和当局的政治碰撞越来越多。 他们介入一些案件,虽数量不多,但影响很大。 一些知识份子、记者和律师与海外媒体、组织、政要互动。二月十一日下午,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一行三人看望了已被断水、断电五十多天的北京维权律师倪玉兰,这是抗议政治的一种新变化,一旦出现跨地区、跨阶层的动员,当局就难以控制局面。

        中国大陆的进步主要靠国民的积极抗议,世界上任何政权都不会无视民众诉求。 抗议政治的作用:一是监督政府,二是改变政府决定,三是改变体制,当前所产生的作用主要是前两方面。 中共天价维稳将拖垮地方财政,中西部的许多地方政府财政亏空的主因是大量开支用于维稳,二○○八年甘肃省的财政开支大部分用于公、检、法和维稳办。

        柏林墙倒塌二十二年,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七和四十七个国家走入民主,现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一点二的埃及人也将加入自由世界,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只是时间问题。 从埃及到中国,让人民自己表达诉求和不满,让人民和政府对话,这是制约​​权力,造就一个现代政府和文明政治的前提。 如何让国民在免于恐惧的条件下,自由地表达诉求和不满,自由地跟政府对话,是中共避免「人亡政息」的关键。 政府要讲道理,靠普世价值的理念来治理社会,而不是依赖国家公器的强制力。 现代政治文明,民意即天意。 漠视民意既为悖逆,是最大不道德和不合法。 执政党对民众批评权的敬畏,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尊重是中国大陆政治、社会进步的关键,这也是中共十八大前所绕不开的一个问题。


原载开放杂志: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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