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年初，全世界的目光都被阿拉伯世界所吸引，但这次来自阿拉伯世界的震撼不像10年前的恐怖主义袭击及反恐战争，而是北非的突尼斯和中东的埃及发生的政治革命。与整个世界一样，中国人也热烈地关注和评议这场革命。但由于中共长期统治造成的资讯和理论贫乏，中国与世界对这场革命的视角、看法和影响，有很大的落差。本文简单讨论几个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即将到来的中国政治转型至关重要。
对于这场革命的定性，中国人一开始就认定这是一场民主革命。民间社会为这场革命而激动不已。政府则忧心忡忡地担心民主化浪潮波及到中国。然而，自由民主国家中各界对这场革命的看法要复杂些。西方朝野都坚决反对统治者采取暴力镇压，并要求统治者顺应民意改革或下台。仔细分析，西方媒体代表公众意见与中国差不多，认定这是民主化革命，满怀热情地支持，但西方政界和国际政治专家则对此持谨慎态度。这种谨慎态度是现实主义的思维，但不全然出于自身利益和国际战略态势的考量，而是基于人类政治发展的许多经验教训对茉莉花革命的动力机制做了更全面完整的考察后的迟疑态度。
西方民间的兴奋不难理解，他们对政治问题的判断来自于他们所受的启蒙式的公共政治教育，是基于常识良知的是非观。国家治理与变革应当顺从主流民意；人民革命是正当的，总是民主取向的。西方政界精英的专业思路不是这样简单地思考其它国家的政治革命。他们深知，由于西方成熟的政治体制有精致的内在审慎的平衡机制，主流民意的政治选择不会出大问题，因为人民是在经过加工和推敲的选项中选择。在转型中的国家，没有稳定和充分的信息和思想自由交流，也没有精致平衡的制度程序约束，显现的主流民意而是采取科学分析现实案例总结经验教训。目前这种智慧体现在所谓的转型研究中。
所谓转型研究，就是通过研究各国政治体制的现实变化，归纳和概括经验规律。这里不仅需要建立描述架构，根据架构对各种转型进行分类和分期，更重要的是根据实际资料研究和揭示转型的动力机制：在什么宏观条件制约下、有哪些力量、采取什么行动策略、通过哪些博弈推动了政治的变化。
转型理论告诉我们，不是每个转型都必然走上宪政民主化。第三波民主化前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政治革命，甚至在民主革命的旗号下进行，最后大都建立的是威权或极权政治制度。导致转型不是现代宪政民主的原因有两类，一是转型中的主要力量的政治取向和文化不支持宪政民主而是建立新的独裁，他们只是借用自由民主的口号动员国际国内支持，一旦掌权后就消灭自由民主力量，建立自己的独裁政权；二是初期革命力量是支持自由民主的，但在推翻旧政权后，他们无法就如何建立新的政治体制达成协议，于是陷入内战，并在内战中接受非民主自由的理论。有鉴于此，转型理论将宪政民主化分为三个阶段：启动阶段、转型阶段与巩固阶段。推翻旧政权仅仅是启动阶段成功，宪政民主的巩固的基本特征是，在完成二次政党轮替中没有主要力量企图用非宪政方式解决政治分歧和冲突。
那么西方精英对阿拉伯世界突然发生的转型的顾虑是什么？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阿拉伯世界多政治革命。这种政治不稳定，很大程度是穆斯林宗教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对西方主导的现代化的反应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抵抗。虽然在每个国家或每场革命中都有学习西方、建立普世价值的宪政民主体制的声音和力量，但主流力量的旗号是复兴穆斯林宗教和往日阿拉伯帝国荣誉的旗号，推翻传统王国后建立的国家不是威权现代国家，就是政教合一的极权政治，那些主张自由民主的力量一般在各国势力都很小。这次革命的爆发，其初期诉求与以往不同，是由世俗的民生要求（就业、公平发展）开始，转向政治抗议，反对腐败和建立民主政体。但是，随着运动在对抗政府镇压的博弈中深化和扩展，穆斯林兄弟会加入，一方面使得反对力量组织化程度和行动能力大大加强，另一方面使得现政权推翻后的建立宪政民主的可能性减弱。
在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口号下推翻一个非民主政体，并不保证其后建立的是宪政民主政体。西方在近30年应对穆斯林世界的政治革命中，有过两次教训，一次是1979年的伊朗革命。最初是拥护普世价值的大学生反对巴列维王权的独裁统治。西方施加压力驱走巴列维国王后，并没有建立宪政民主政权；新建立的政教合一政权不仅限制本国公民自由更甚并对异议运动镇压更严厉，而且对西方构成最大安全威胁。另一次是伊拉克战争。在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威权统治中同时摧毁了伊拉克积累了半个世纪的世俗国家机器，导致美国在重建宪政民主国家机器时面对穆斯林的殊死搏斗，付出惨重代价。
在这次埃及革命中，西方明显吸取了过去的教训。一方面坚决制止残酷的违背人权的镇压，另一方面保存现有国家机器作为工具，确保和平开放转型。这两方面也是相辅相成。因为只有在国家机器站在人民一边，才能深得人心并在独裁者下台后继续有合法性威信维持秩序。而国家机器有效地维持秩序，可以抑制极端主义的恐怖行动破坏新的国家宪政建设进程，避免建立新的极权政府。
正因为对转型中各种力量的政治制度取向和政治文化有准确的理解，西方才对阿拉伯世界最近的转型采取谨慎对策。这不是双重标准，而是为了确保转型是宪政民主转型。从中国与西方对待阿拉伯世界转型的态度差异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中国在理解转型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不足。在国家即将面临新的转型关头，中国人需要加强对人类政治转型的智慧、经验和教训的学习和研究。这样，才能确保未来的转型不重蹈辛亥革命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转型覆辙，完成宪政民主化，为中国公民建立安全、公正和自由的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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